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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追溯到1999年，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和省政府达成共识，决定于2000年举办面向沿海三资企业的展会。在此之前，四川没有一个综合性的大型博览会。
2000年5月，四川举办第一届西博会———当时叫做“沿海地区三资企业产品展销会暨四川投资洽谈会”。
第二年，香港贸易发展局加入主办方行列。2001年5月举行的“中国西部经贸洽谈会暨香港优势博览会”是第二届西博会。当时的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政务司司长曾荫权，以及100多人组成的香港富豪团，为此次展会增色不少。
展会名称被定为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是在2002年。2003年，第四届西博会因非典推迟整整4个月，但此次展会实现西博会的一次飞跃:37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多名政府官员和商界人士，中国内地20个省市区的上千名客商、省内各市州组团参加盛会，参会代表超过1.5万人。
2004年，第五届西博会更上层楼:国外，积极寻求与东盟、欧美合作;国内，积极推进区域经济合作，共造“泛珠三角”经济圈成为一大亮点。
从定名、定会期、调整主办方、提升服务质量、扩大展会规模……6年培育，本届西博会展位面积已达6万平方米，2000多家企业参展，一跃成为西部地区规模最大的展览会;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经贸代表团参会，韩国合作周、法国日、泰国日、印度日等活动闪亮登场，西博会的国际意味更加浓郁。
西博会升格为综合性国家级博览会，水到渠成。
从政府主导到市场主体唱主角
西博会因政府意图催生——抓住中国加入WTO、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机遇，搭建经贸交流合作平台，扩大西部特别是四川的开放度。
省贸促会副会长何克宏参与了每一届的组展工作。“最初的展会，确实使用了行政手段，动员省内各市州组团参展。但到了今天，股份制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已经占到参展商总数的70%左右，这就不是行政手段所能做到的了。”
抚今追昔，令人感慨万端:首届西博会展览面积为2.6万平方米、展位1253个、参展商1000余家;第二届西博会这3个数字分别缩水到2.3万平方米、1100个、900家。投资说明会、经贸洽谈会、国际论坛活动、推介活动在第二届、第三届都有减少;现场成交额第三届比上届大幅下滑三分之一。
问题出在哪儿?当时有专家评价:前三届的共同之处，是政府搭台、企业唱戏。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要使这一盛会保持不竭的生命力，就必须遵循市场经济规律，让市场主体唱主角。
主角是企业，而从会展经济学角度讲，展会的核心竞争力来源于“价值三角”:展会商、参展商、专业观众。参展商和专业观众依赖于展会商搭建的平台，获取信息、形成对接。因此，展会商必须在更高层次上让参展商和专业观众的数量、质量相匹配，使展会不断升级上档。
“参展之前，我们就开始实行参展商和专业观众的配对服务。”何克宏介绍，国际通行的管理模式被引入西博会。“一根红线牵两头”，西博会不再是参展商排排坐等客上门、专业观众四处逛两眼一抹黑。每一家参展商都获得西博会为其量身定做的专业市场背景介绍:西部的市场容量、资源情况、运输条件等。
伴随市场化、专业化的脚步，西博会的品牌，渐次成型。
从经贸往来到不同文化的交流
第六届西博会开幕前的5月22日，泰国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泰中文化经济协会会长颂吉和副总理披尼率领的泰国代表团，抵达成都。
“这是相互了解而产生的爱。”颂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之所指，是“在泰中双方深入的文化交流之后，将有更频繁的经贸往来。”
最初西博会仅具备经济、贸易功能。到了2004年，第五届西博会设立数个论坛:东南亚合作论坛、欧盟投资论坛……是为各方提供发表意见、沟通理念的场所。同年，泰国日首次在西博会亮相;具有悠久历史的本土美姑彝族毕摩文化也首次登台。
本届西博会上，主题日、合作周活动更具规模，韩国合作周、法国日、泰国日、印度日将纷纷登台;四川将捧出精心打造的文化精品《金沙》。洽谈的是经贸，沟通的是文化———当西博会升格为国家级，文化意味也有变:不光是一个符号、不只是一种背景。
对于“文化在西博会的体现”，甚至西博会主办方一度都不甚理解:是不是就是指单纯的文化产品，比如电影、书籍等在西博会上搞交易?
显然，这样的定义过于狭窄:经济全球化的基石，就是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尊重、对话、交流与合作。
宏大的时代背景，决定了举办国家级展会，不只是搞好一场经贸交易，而是以开放的心态，接纳世界优秀文化的成果———这是时代的必然，也是历史的选择。(杨晓)（信息来源：四川地方商务之窗子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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