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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春阳
北京律师韩传华自发起草了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餐饮票据管理法（草案）》，刊登在5月12日的《南方周末》上，希望能得到立法机关的回应，而最终受到了冷落。全国人大有关官员认为，“韩律师的做法”即公民个人起草法律草案的做法不具“可行性”。（5月21日《北京青年报》）
笔者不能认同这位官员的看法，但也不打算纠缠于此，而想从另一个角度试作探讨。从报道可知，韩律师这份草案的思路是用“透明”遏制公款吃喝。在我看来，这样的思路并未跳出“加强监督”的窠臼，韩律师主张的“公款请客，报销时要附带公布菜单和用餐人员名单”，事实上也了无新意，而早已成为某些地方的一种制度，并为稍具思辨力的老百姓所笑。
不论是毛寿龙教授主张的“根据各地经济水平订立公开的公款接待标准”（见2004年11月1日《中国青年报》），还是韩律师这份草案所主张的“透明”，都是以承认公款吃喝的合法性为前提。而在我看来，对公款吃喝这种地地道道的腐败行为，谋求对“腐败的过程”进行“监督”，本身就是荒唐的。
当然，公款吃喝只是一个衍生体，衍生于公款接待，是公款接待的合法性衍生出公款吃喝的合法性，而这种衍生又具有必然性。那么，要让公款吃喝失去合法性，也就必须让公款接待同时失去合法性——公款接待可以失去合法性吗？这在很多人看来，似乎是不可想像的。
然而这正是根本。而事实上，公款接待本身就是一个不合理的、也不必要的存在。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就没有这样一个存在，公款接待既不会被列入财政预算，餐饮、住宿发票，景区门票等，也不会成为报销凭证——当然也有例外，比如比较重大的外交活动。一个在美国“挂职市长助理”的中国官员提到，市长请他吃饭，在家里请而不是在饭店里请，原因是在家请客会少一些花费——市长的行政费用中可没有这一项，如果他真拿了一张餐饮发票去报销，当然也不会成为一项丑闻，而会成为一个笑料。
有人会说，上级领导下来视察、指导工作，要不要管饭？但我们可以用另一问相对应：如果领导不下来视察，领导就不吃饭了吗？
从法理上讲，政府官员的公共行为应当是提供“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的行为。如果公务员不提供“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其行为就不是“公共行为”，这种行为成本原则上就不应当纳入提供“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的政府行政成本之中。显然，吃、住、游、玩，还有“纪念品”，都不属于“公共行为”或“公共服务”，而是服务于“个人”的，那么也就只能由“个人”支付相关费用。对一种不合“法理”的存在，就没有理由让其“合法”存在。
我比较赞同浙江大学教授张国清提出的非公务行为“报销制度”应该“报销”的观点。对于公务人员在进行公共行为时，不可避免地要遇到吃住方面的问题，张国清主张通过完善公务员薪水制度和其他制度来解决，使通过“票据合法性”得到确证的“权力合法性”向着“权利合法性”转变。事实上，对公务人员外出执行公务即通常所说的“出差”，我国财务制度中有着明确而具体的补偿标准，如交通、住、吃方面的补贴，就是以对方单位“不管饭”作为前提条件。
从根本上讲，并不是“权力产生腐败”，而是“合法权力”产生“合法腐败”。如果官员的某项权力（比如提拔干部的权力）产生腐败的必然性，其权力的“合法性”就值得怀疑，那么，铲除腐败的关键就不是如何监督权力、限制权力，而是必需剥夺其“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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