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奚旭初
根据政协委员的建议，北京市政府研究室表示，将在今后有关直接涉及市政府重大决策或方案制定的研究工作中，引入不可行性论证。（5月22日北京青年报）
所谓“不可行性论证”，即逆向思维论证。当一项新政策、新规定，或者重点项目、
重大项目出台前，在有关部门的可行性计划提出的同时，组织另外一批人员，进行该项目的反向论证，即不可行性论证。从理论上讲，“不可行性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其意义不亚于可行性论证。
然而问题是，在“官本位”还有相当大的市场、“长官意志”仍是一些官员的“思维定势”的背景下，“不可行性研究”本身究竟又有多大的可行性？换句说，即使有了“不可行性研究”并且论证出了“不可行”，是不是就能保证“不可行”呢？
其实，可行性论证和“不可行性研究”并不是水火不容，非得分成泾渭分明的两个板块来“各论其证”；可行性论证本是中性的，它的本来意义，不是只论证“可行”或一经论证就一定“可行”，而是理所当然地包含了对“不可行”的论证。经过可行性论证最终证实为不可行，于是没有行的历来也不是没有。但是确实有不少可行性论证，尽管论证出了不可行最后却还是行了，以致劳民伤财，损失惨重。这种现象事实上已给出了“不可行性研究”的归宿。
种种决策“怪胎”在出世之前，几乎没有一个没经过可行或是不可行的“论证”。问题是这些“怪胎”在拿出来“论证”的时候，其实早已拍板定局，请来专家“各抒己见”，不过是走一下过场弄一个形式。即使专家仗义执言，论证“怪胎”之“不可行”，但是你的科学敌不过人家的权力，因此到头来也终究只能变成“自己说给自己听”。而“怪胎”则因为经过“论证”，就冠冕堂皇地粉墨登场了。
在法律和制度缺位的格局中，科学是注定不敌权力的，因此可行性论证也罢，“不可行性研究”也罢，举凡科学论证最后都只能被异化为“伪科学论证”。这也从反面告诉我们，在论证（不管是可行性论证还是不可行性论证）的保证机制还不足以保证其说了算的背景下，与其推出隔靴搔痒并且陡增论证成本的“不可行性研究”，远不如从细微之处入手，脚踏实地做好基础性工作，加强论证制度的法制基础，保证论证的程序标准和规范化，使决策者想“拍脑袋”也拍不成，并且辅之于决策责任追究制度，用实实在在的利害关系让决策者明白，“拍脑袋”决策就会断送自己的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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