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以宾
北京“财富全球论坛”虽已落下帷幕，但其间出现的“穷人”话题令人咀嚼再三。该话题由密歇根大学商学院工商管理教授Ｃ·Ｋ·普拉哈德提出，基本表述是：“穷人没有享有社会的充分权利，如果他们的权利不能完全保证，就会有危机出现。这个危机是可能的，而且冲突也是有可能的。实现消除贫困的目标，是进一步的建立平等．．．．．．”所谓“
财富论坛”，顾名思义首先是讨论如何创造、拥有财富，甚至其本身也是在展示财富与成功，40多位国际级ＣＥＯ的公务飞机（最贵的4亿多人民币）云集北京就是例证。尽管人人都希望拥有财富，但从某种狭隘角度或富豪视角看去，财富和贫穷是相对的概念，财富几乎与穷人无关，故财富论坛与穷人的关系也不应该很大。本次论坛出现了“穷人”话题，其深刻意义也许恰在这里。当然，该话题并未深入并得到更多与会者关注，这不免有些令人遗憾。
据说，百姓对本次论坛的“关注度”超过以往任何一次，至于穷人，当然包含在百姓之中。大众关注财富论坛完全可以理解，诸如电力能源问题、环境问题，以及此次论坛将对下一步国家宏观政策、民生政策产生哪些重要影响等等，都直接或间接关系到大众切身利益。然而这些也许是表层的，假如普拉哈德“进一步建立平等”的主张能产生重大影响，才是最深刻的，才是穷人乃至普通百姓最大的福音。财富论坛上该是如何谈论“平等”的呢？普拉哈德的认为是，必须让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有越来越多的融合，并通过四个准则检验：第一、包容，每个人都应有机会参与到市场当中；第二、每个人能同工同酬；第三、创造性，不可能以华盛顿的方式来解决50亿人面临的问题。；第四、确保这些人的产权和所有权。
所谓“平等”，当然不是指人人拥有财富量的平均，更不是简单的“杀富济贫”，而是由法律、政策、市场游戏规则所保障的机会均等和分配公平。同时，还包含政府、富人以及整个社会从价值取向、心态以及具体做法上包容和善待穷人。由此不禁联想到不久前媒体就深圳建行拟对500元以下存款收取帐户管理费问题展开的讨论。银行方面说，收取管理费的真正意图是赶走这类小储户，其经济理由则是这类储户导致银行亏本。假如“亏本”说属实，那么今后所有银行都可能会采取这种“赶”的策略，问题是穷人到哪里去存款？拖欠农民工工资是多年来的一大痼疾，也许某些建设单位或包工头从一开始就没打算按时给付，他们的心理动机很清楚：农民工是弱势者，是一个好糊弄、好欺负的人群。
穷人不是因为富人而穷，所以穷人没必要“仇富”。一个国家、社会的财富总量从来就不是谁事先规定的，正是有了一大批智慧而勤奋的富人和市场成功者，促进了财富总量的快速增长。但不能忽略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富人之所以富和成功，永远离不开一种良好的环境，而穷人无疑也是构成环境的重要因素。既然同在一个环境中，也就构成了富人与穷人的人际关系，假如富人缺乏对穷人的包容，甚至凭借自己的富蔑视、欺负穷人，穷人对其报之以“仇”也许是难免的。包括农民工极端行为在内的刑事犯罪，相当一部分与富人对穷人的态度有关，而富人往往也从中付出惨重代价。即使具体到一个私营企业，凡资方漠视员工权益乃至侮辱殴打员工，该企业不可能构建起良好的内部运营环境，老板的利润便成了无源之水。
即使实现了完全意义上的机会均等和分配公平，也不能保证就没有穷人；即使某些穷人确系懒惰或其它各种主观原因而受穷，他也有基本的人身权利。希望富人热心慈善固然是必要的，但无限制条件地保障穷人地基本权利首先是政府的责任。构建和谐社会当然是富人们所希望的，但也是一种政治目标和社会整体需要，而如何化解因贫穷而诱发的各种不和谐因素，从穷人与政府、富人的关系看，后者永远是主导的方面。
政府为何要关注、关爱穷人？道义、社会责任感以及执政党特有的政治信仰和政府先进的施政理念等等，固然是重要的感情基础和认识基础，但仅此似乎并不够。因为一旦把政府“人格化”，他也难免自然人所共有的人性弱点，他也会嫌贫爱富。从现代法制社会的运行特征看，只有穷人与政府也形成一种相互依存和制约的关系，这种关注和关爱才可能是彻底的、别无它择的。也就是说，无论拥有财富多寡，完善的法制都会赋予每一个公民同等的权利和机会，例如参与立法讨论的机会、表达政治主张的机会、评价乃至选举政府的机会等等。才能在立法司法、政策制定和一系列的行政管理中把穷人和富人一样看待，才能持久地维护穷人的利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