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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论批判西方经济学与国企改革的关系
学术争鸣何伟
科学的批判与批判的科学虽然是旧话重提，但只要有新意还是可以用的。科学的批判就是实事求是，不扩大、不缩小，不文过饰非；批判的科学就是摆实事、讲道理，不扣帽子
、不打棍子，以理服人，总的原则应是平等讨论，百家争鸣，实践是检验真伪科学的惟一标准。
批判要一视同仁，一分为二
现在有人提出批判西方经济学，我不反对，因为一切事物都是通过批判才能进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促进事物的发展。但我认为，批判西方经济学这一提法值得推敲。西方是一个方位概念，而不是科学和伪科学的概念。从字面来理解，好像来自西方的经济学都在批判之列。其实西方经济学也不都是伪科学，如古典经济学就有合理的内核，马克思从中吸收了许多科学的东西。市场经济也属于西方经济学，过去曾把它当作资本主义进行批判，但随着实践的发展，认识的提高，它可以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模式。虽然在市场经济前面加上“社会主义”的定语，并不影响市场经济的本质。如俄国十月革命后曾把铁路分为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但这些并没有改变铁路的实质。作为西方经济学，马克思的经济学也是来自西方，显然主张批判西方经济学的不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以，批判西方经济学的提法是不科学的。
既然有西方经济学，必然有与其相对应的东方经济学，东方经济学要不要批判，从批判能促进事物发展来讲也需要批判，只有批判才能推陈出新，才能前进，我们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实际上就是一种批判，只能彻底批判计划经济体制，才能确立起市场经济体制，所以只提批判西方经济学，而不提批判东方经济学也是不全面的。
将经济学分为西方和东方还有冷战的痕迹，好像还存在西方阵营和东方阵营，即有姓“资”姓“社”的区分，而不是按科学和伪科学来划分。科学的态度应该是，不论东方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凡不科学的都在批判之列，不应只批“西”不批“东”。西方经济学从总体上讲是为了修补资本主义篱笆，维护资本主义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但不能否定其中也有科学的东西。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借鉴一些有用的东西，来建设我们的篱笆，促进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呢？
资本主义国家采用凯恩斯的政府宏观干预理论，使资本主义国家再没有出现象1929—1933年那样大的经济危机，从其中可以看出，它是符合马克思的上层建筑对经济基层反作用的原理的。从市场经济具有配置资源的功能来看，其中也凸现马克思的平均利润原理和价值规律的调节功能。货币主义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的理论对治理资本主义的弊端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其理论中也可以看到马克思的货币规律。对于积极财政政策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的理论我们也采用了，虽然其理论的内涵和出发点有根本性的不同，但也借鉴了一些有益的东西。所以，批判应吸收其科学成分，排除其非科学部分，而不是一律否定，也不是一律照搬，应是一种批判性的继承，这样才符合科学的批判和批判的科学精神。
批“西”不要干扰改革实践
从去年夏天郎咸平发难以来，对国企改革意见的分歧又浮出了水面。
郎咸平教授通过对企业的案例分析，指出企业在转制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也对股民说了一些公道话，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但是郎咸平的观点决不是单纯针对国企改革中存在的问题，或出现的某些偏差，而是针对国企改革的方针路线，以及对国企改革的大方向提出挑战。去年8月28日，他在北京讨论会上讲：“这一轮新自由主义主导的改革，也就是所谓的国退民进，会再度把生产资料给资本家。”从这里可以看出郎咸平是从“个案”出发，然后提出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再由问题上升到“主义”，这是三步上升逻辑，最后把我国改革的大方向说成是“新自由主义主导的”，表明党的改革路线是错误的，这是郎咸平发难的要害所在。
所以郎咸平提出要按照他的意见改变党的改革路线，即壮大国有企业，抑制非公有经济发展。他用威胁的口吻说：“我的意见我相信是正确的，但如果不能成为国家的主流意见，那真是国家民族的悲哀。”他还说，“你有没有想过这是我精心设计的结果呢？我为什么不甘于只做一个教授呢？那是因为我的所学所思都是为了完成一个伟大的革命，我义无反顾地冲击，永不言败，没有任何妥协……目的就是想引起政府的震动，通过一场不流血的战争，将一切还之于老百姓。”（见2004年9月24日《读书周报》）
从这里可以看出郎咸平主要意图：一是目前的改革是新自由主义主导的；二是目前的改革是对老百姓的剥夺，他要将一切还之于老百姓；三是他要发动一场革命，引起政府的震动。
从郎咸平发难以后，国内刮起一股“挺郎”的旋风，有的明挺，有的暗挺。如去年12月26日，在北大召开的经济学家论坛会，今年4月19日，中国社科院有关单位举办的《产权理论与国企改革——兼评科斯产权理论》出版暨学术研讨会，都对国企改革提出质疑，将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说成是按照科斯产权理论进行造成的，归结为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因此批判西方经济学、批判新自由主义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今年4月20日，《光明日报》以《理论界提出要深入研究科斯产权理论》为标题，报道了社科院召开的这次会议。会议提出：“现在流行一种国有企业改革要取得成效就要按照美国学者的产权理论，把国企产权量化到个人，实行产权私有，才能使经济效率最大化的观点。”从这里可以看出，“深入”批判科斯产权理论的目的不在于科斯的产权理论本身，而在于“有人”要将国企私有化。我认为主张产权明晰和私有化不能等同。我国的国企改革不是从明晰产权开始的，而是从放权让利、利改税、承包制、股份制等等政策一步一步走来的，可以说十八般武艺都用过，就是搞不活国有企业，最后才提出产权明晰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中国改革的历程证明，产权明晰是改革实践的客观选择，而不是人们主观愿望所能左右的，所以不能认为是按照科斯产权理论办事，这应该是不争的事实。
我国明晰产权的目的，是明确国有资产的负责人，而不是私有化。国有企业的最大弊病是所有者缺位，无人负责，效率低下，它所造成的损失是触目惊心的，这也是国有资产的巨大流失。因此中央才提出：“产权明晰，责任明确，政企分开，科学管理”十六字方针。明晰产权，一是解决国有资产无人负责的问题；二是实现产权多元化，建立相互制约机制；三是实现产权流转，盘活国有资产。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加强国有资产管理，提高经济效率。在明晰产权过程中可能有一些国有资产民营化，但这并不是明晰产权的目的，是由另外原因形成的。所以不能将明晰产权＝私有化＝科斯产权理论。这样的批判是不科学的。
批判科斯产权理论，批判新自由主义，并不能改变中国产权明晰的政策，也解决不了国企改革中出现的问题。造成国企改革中的问题的原因不是科斯产权理论，也不是新自由主义，而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还没有完全到位，当前的主要任务是深化改革，这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目前批判新自由主义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郎咸平，他认为这一轮改革是新自由主义主导的，那就是说，新自由主义不仅在经济学界存在，而且主导了我国改革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因此他要中央采纳他的“主义”，否则就是国家和民族的悲哀。另一种意见是对经济学界的批判，认为经济学界存在一个主流经济学派，奉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念，导致国企改革出现了问题。我不否认，在我国经济学界中可能有人照搬新自由主义的观点，但它不能代表大多数经济学家，更不同意把主张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家说成是主张“市场就是一切的‘市场至上’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念”的主流经济学家。
有人照搬国外主流经济学套在中国主张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家头上。他们认为国外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信仰是市场原教旨主义，其理念是新自由主义，中国也有一个这样的主流经济学派。这一观点我不能苟同，一是西方有一个主流经济学，为什么中国也要有；二是主流经济学的概念和内容也是舶来品；介绍舶来品虽是有益的，但不应将它扣在主张市场经济的中国经济学家头上。三是这一提法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既然是“主流”就是大多数，大多数同“流”，必然观点大致相同，自然就有人把它批判为主流经济学派，但实际上中国不存在主流经济学派或主流经济学。
其实争论存在不存在是没有意义的，关键是主张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家是否主流经济学家，他们是否信奉新自由主义。如果认为主流经济学是新自由主义，就应举出代表人物和具体内容来。如有的文章把北大林某某教授说成是“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之一”，可是并没有指出依据那些标准和内容把林教授说成主流经济学家。作者不仅没有指出林教授是如何宣扬新自由主义的，也没有表明林教授在几次出席温总理召开的经济学家座谈会上如何宣扬新自由主义，也没有表明他如何用主流经济学的观点来影响党的政策，反而说林教授还提醒大家，“注意避免陷于试图简单用外国理论结合中国实际的陷阱。”这表明，所谓“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之一”不信奉“‘市场至上’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念”，怎么能说中国也有一个主流经济学。（以上引文见《中国经济时报》今年3月1日的《也谈中国主流经济学的困境》）因而这种批判是不科学的。
如果以坚持市场经济作为我国主流经济学的标准，那么邓小平是最大的主流经济学家。根据龚育之先生《邓小平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的确立》一文中所述，邓小平早在1979年12月26日就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直到1992年的南巡讲话，在13年间有记录可查就讲了12次市场经济，这是在大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背景下坚持市场经济，并耐心等待中央其他同志的认可，最后才确立起市场经济目标。（见何伟、魏杰主编的《中国党政人士论改革》第23页—31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
邓小平在这一问题上的学术贡献：一是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确立了目标，指出了社会主义的出路；二是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近百年争论划了一个句号。所以，邓小平应当得到中国经济学家的头等奖，甚至应获得诺贝尔奖金。由于邓小平的大无畏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毅力，使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出现在我们面前，为什么一定要把主张市场经济的人说成是主流经济学家，戴上新自由主义的帽子。
经济学家的作用，是为国民经济发展出谋划策，为解决实际问题提供对策，由决策者来选择决定。经济学家只能提供理论观点，而无权决定中央选择和决策。
批判西方经济学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但这种批判最好不要和经济学家群体挂钩，更不要与经济改革实践挂钩。不要和经济体制改革实践挂钩，一是有些说法不准确，如说“新自由主义主导的改革”，这不符合实际情况，不是科学的批判。二是这种挂钩会干扰中央的政策执行，使实际工作者无所适从。如说经济体制改革是以什么“主义主导”，或受科斯产权理论影响，那么国家批准的北京、上海、天津三个产权交易所还要不要存在，在产权交易中如何区分哪一笔交易是受科斯产权理论影响，哪一笔交易是不受影响。为了免受科斯产权理论私有化的影响，是否在交易所门口挂一个牌子，上书“民间资本和外资不准进入”。
先有国退后有民进，
不是民逼国退
有些人在批判西方经济学时，往往和我国改革的实践相联系，特别是和“国退民进”、国有资产流失、国有经济定位、非公有经济发展等问题相联系，对这些问题应有一个准确的理解和定位，有利于进行科学的批判。
“国退民进”这一概念是在中央提出抓大放小的政策背景下出现的，既然国家将小的放掉，即从小的退出，民营经济就会进入，是先有“国退”后有“民进”，不是民逼国退，应该说这样提出是恰当的。至于以后在国企改革中出现问题，那是执行的偏差，而不是国退民进的原因。为了把握国有企业改革的原则，首先应对国有经济有一个定位，确定国有经济的任务是什么？即回答要国有经济干什么？由于对国有经济或国有企业定位不同，对国企改革的要求和看法就不同。
《光明日报》4月20日的报道，“理论界”是这样定位的：“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国家安全的保障和社会稳定的基础。”又说：“只有在竞争领域搞活和发展国有控股企业，才能真正维护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样就把国有企业定位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是控制国民经济的支柱，因此国有企业的占有面不应缩小，不应退出，由此就认为国退民进有问题。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的《决定》对国有经济也有一个定位，即“国有经济需要控制的行业和领域主要包括：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这个定位不是把国有经济看做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而是作为国家执行社会职能的经济手段，即作为国家执行社会安全和为社会提供服务的物资保证，这样国有企业所处的领域和行业就会大大缩小了，因此就有国退民进的问题，或者像中央提出的“有进有退，有所为和有所不为”，其中“有退”和“有所不为”就是国退民进。只在执行国家职能的行业和领域有国进。
由此可见，按“理论界”的定位应当大力发展国有经济，而按党中央的定位，应当大力缩小国有经济，只在有关社会安全和提供重要公共产品方面加强国有经济，目前我国的改革正是按照中央这一方针进行的。至于改革中出现一些问题，不是方针政策的错误，是执行中的具体问题，因而不要和新自由主义或科斯产权理论挂钩。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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