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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
张石铭旧居，又名懿德堂，也有一段与张静江故居类似的经历，曾上演过一幕又一幕生活故事。它位于南浔镇南西街华家桥北首，与“四象”之首刘家毗邻。整座建筑被黛瓦青砖石库门组合的高围墙所封闭，既有晚清巨宅的传统，又有西欧法式洋房的新潮，是中西文化的有机结合，也是难以抗拒现代工业文明的典型表现。
张石铭旧居布置在三条纵轴线上，结构可以南北或前后两种方式划分。南侧原为明末清初文学家董说“高晖堂”、“漆镜堂”等旧宅，张石铭于清光绪二十五年至三十一年（1899—1905）向董氏后人购得，遂与北侧一起改建（董说的父亲是明万历年间贡生，博学能诗。董说师承父风，十岁即能著文立说，诗书文乐礼经，无所不窥。25岁时，明亡，董说甘为遗民，皈依佛门，法名南潜）。北侧原为南浔“四象”之一顾氏旧宅。大厅腰门上有吴冒硕题写的“世德作求”匾额，进门即为门厅（轿厅），厅后天井两旁粉墙上嵌有四块青石浮雕，上刻福禄寿三星与八仙人物图案。正厅上悬清末状元张謇书“懿德堂”匾额。“懿德堂”的由来，说的是张石铭对母亲十分孝敬，遵循古训“女子多德曰懿”，故而得名。抱柱联为郑孝胥所写：罗浮括苍神仙所宅，图书金石作述之林。
据说，这大厅正梁中间一丈余的一段，曾经是用金箔包的。至于何时，被人弄走，不详。
花厅的陈设，与主人的身份、修养、爱好有关。正中悬挂着“以适其志”匾额（仿制品），为康有为所书，出自张翰（字季鹰，江苏松江人，西晋文学家，齐王执政时任大司马）“人生遗得适志”之意。其时皇叔争权，祸难不断，史称“八王之乱”。张翰预见齐王将败，推托思莼羹，鲈鱼绘，即回故土。不久，齐王被杀。张石铭甲午中举，光绪二十一年（1895）四月参与康有为“公车上书”，提出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三项主张。戊戌变法失败后，张石铭便以聚集古书、收藏碑刻，养心修志，取适于己。张石铭的这段经历与张翰有点相似，故康有为所书“以适其志”是有所指的。抱柱联是“经济博通言达于行，家庭和乐质有其文”，则体现了主人经商治家处世的准则。而花厅、书斋的木雕可称为张氏旧居所有木雕之精华所在。谁说这里只是僵硬的木雕呢？这里分明洋溢着生命的激情。长窗裙板上刻“花卉博古”、“四时风情”等图案，长短窗的腰板上刻《西厢记》和《乐工图》，从张生游殿开始，到十里长亭送别，从郑氏堂上考红娘，到张生月下跳粉墙，笙歌曼舞，短笛横吹，琴声悠扬，余音缭绕……仔细品读，犹如翻阅着一部部古典杰作。
张石铭旧居以前后划分，第二进是堂楼，亦称女厅。砖雕门楼上有吴淦手书“竹苞松茂”四字。这里的梁枋、轩梁、荷包梁、坐头轩、雀替、纱帽翘、落地长窗等雕刻都很精美，引人入胜。尤为楼窗镶嵌法国进口的菱形刻花蓝晶玻璃，花式为四时花木果品，晶莹高雅，属中西文化结合的贵重工艺装饰品。1987年，老报人徐铸成来此参观时，赞不绝口。三进内厅两侧的漏明廊窗为木刻芭蕉叶状，玲珑剔透，栩栩如生，故称芭蕉厅。据说过去庭院中沿墙栽种芭蕉，供眷属观赏，亦收取花苞滴露，味甘芳香，有消暑开胃之功效，所以又名甘露厅。当初芭蕉厅里还有琅琊王洊所书《岳阳楼记》雕屏，可惜“文革”期间被木匠锯开修葺门窗了。庭院中还有一块形如苍鹰凌空腾飞状的英德石，名曰“鹰石”，乃江南罕见之珍品。
张石铭旧居保存了那么多具有历史文化内涵和底蕴的建筑，仿佛组成了一条气魄恢弘的艺术长廊，让我感到一种灵魂的震撼和感悟。由此，亦体现出“徽商在业贾致富后”，注重“儿孙们读诗书”、“就儒业”的强烈愿望。在著名作家徐迟笔下的《江南小镇》一书中，从张石铭旧居到张静江故居，无不包含了“业贾致富”后，其子弟们必按封建传统的运转规律去“攀登门第”；而欲“攀登门第”必“就儒业”，然后再由“儒”入“仕”，由此循环不息。
（未完待续）
《国际金融报》 (2005年05月20日 第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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