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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撰稿 李孟刚 (北京)
李孟刚简介
青年经济学家，产业安全理论专家，教授，经济学博士；拥有国家级发明专利4项；拥有属国际领先、国内空白水平的科学技术研究成果4项；曾获得国家科学技术部2003年度
科技成果重点推广项目奖。其主要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产业安全等。在国内外媒体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主要学术著作有《区域协调发展观》、《产业安全论》等。
4月11日，中国海关总署发布一季度国家外贸进出口情况：进出口贸易总值为2952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1%。其中，出口1558.9亿美元，增长34.9%；进口1393.1亿美元，增长12.2%，累计实现贸易顺差165.8亿美元。因上年一季度中国外贸是逆差84.4亿美元，所以，今年一季度外贸出口对促进GDP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尤显其重要性。
2004年，中国外贸全年进出口总额已突破1.1万亿美元，从而成为中国经济增长名副其实的“主要动力”，也使得中国外贸直接跃居世界贸易的第3位。从纯认知角度而言，今天的中国外贸业绩靓丽、引人入胜但深入内部看，不难发现中国外贸的发展问题重重，堪忧处处：巨额的海外欠款、低下的出口效益、廉价的生产要素、迅速增加的贸易摩擦、稀少的自主出口品牌等等，不一而足。有些问题已进入深水区，步步惊险，各种内外制约因素正在不断挤压中国外贸经济发展空间，尤其是中国过高的外贸依存度，已经拉响了中国产业安全的预警，威胁着中国国家经济安全。
悖论一：对外贸易高增长
海外欠款数量大
中国企业经贸往来中的海外欠款数量正在迅速增加。中国信用专业委员会会长邹向群提出，国内企业大量的境外欠款无法追回，这必将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中国对外经贸活动的实际效率和效益。据央行有关资料显示，截至2001年，中国对外贸易累计逾期未收汇已超过200亿美元。仅2003年，出口逾期未收汇货款就高达175.32亿美元。2004年，中国企业海外欠账率高达4%，对外贸易逾期未收汇金额已超过200亿美元，其中，近1亿美元的外汇应收账款将成为坏账、死账。
由于中国企业在国际经贸往来中缺少信用管理经验，企业坏账率远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0.25%-0.5%的平均水平，有些企业甚至高达30%以上。而且中国企业海外欠款的拖欠时间也远远超过了正常国际贸易应收账款的收汇时间。据中国国家信息中心的有关资料显示，目前，中国逾期未收境外账款中，拖欠三年以上的占10%，一年至三年的占30%，半年至一年的占25%，半年以内的占35%。对短期的应收账款，只要加强追讨力度，坏账率会大幅度降低，但是由于中国出口企业不熟悉进口地的法律制度、惯例和程序，所以无法有效地实施境外追讨，最终导致大量货款无法追回而成为坏账。
悖论二：出口规模大，
经济效益低
中国出口效益不高，这种低效益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中国出口大部分为加工贸易出口，中国所得不过是一点微薄的加工费而已。即使近年来电子、信息产品出口异军突起，其中很大一部分也仅仅是为诺基亚、摩托罗拉、英特尔等跨国巨头所做的贴牌加工。二，由于中国缺乏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附加值出口商品，也由于指导思想片面追求“出口创汇”，国内企业竞相杀价、“肥水流入外人田”，成为中国出口贸易久治不愈的痼疾。
仅以中美贸易为例，据美国有关部门统计，2004年美中贸易逆差为1620亿美元，居美国各贸易伙伴国之首。而从过去几年来看，中国对外贸易的总盈余只不过是年度GDP的2%。况且在中国对外出口的企业中，完全由中国人控制的企业只占总出口额的40%，外资企业占据了剩余的60%。据摩根·斯坦利最新统计数据，2004年中国对美出口的商品总额中，美国公司至少从中拿走了600亿美元的利润，占标准普尔500指数公司总利润的10%。换句话说，中国卖到美国的产品中，中国国内只赚取了低级加工的费用，附加值的大部分都被美国人赚走了，但是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账却记在了中国人的头上。
低下的出口效益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多方面的副作用。突出问题之一是许多出口企业只能依靠出口退税生存，给政府财政造成了沉重压力，也给外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者提供了口实。另一个突出问题是在外贸领域形成了巨额不良贷款，所有这些不良资产，最终还是要由中国全体国民来“买单”。出口效益问题不解决，拉丁美洲经历过的出口“贫困化增长”的厄运同样有可能降临到中国国民的头上。
悖论三：规模出口与
过度依赖廉价劳动力
中国企业竞争力不可能长期建立在依靠廉价劳动力的基础上，在继续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的同时，必须强调依靠技术进步，优化产业组织结构。一方面，劳动力的供求关系是发展变化的，由于人口的低增长和人口老龄化的加快，劳动力无限供给的趋势将逐步减弱；另一方面，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必然要求企业不断提高工资水平，从而削弱我国低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
意义更为深远的是，发展对外经贸的终极目的是为了促进国内经济发展，增进国内居民福利，但过度依靠价格竞争力的出口模式必然使中国陷入过度依赖廉价劳动力的所谓“比较优势”而难以自拔，从而牺牲中国国内劳工福利，恶化国内收入分配格局，抑制内需增长，削弱国内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和基础。任由中国国内居民福利受损，最终必将危及政府的合法性，某些海外非政府组织已经利用一些局部事件以偏概全，硬将中国政府描绘成“血汗工厂”的同谋。不仅如此，对外贸易的持续高速增长，已经将区域发展失衡推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地步，对社会安定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形成了巨大的潜在威胁。
悖论四：进出口发展快
贸易摩擦多
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加深和中国贸易额在世界贸易总额中比重的加大，针对中国的各种贸易保护主义行为呈逐年增加的趋势，贸易战愈演愈烈，贸易摩擦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高发态势，这一切都对中国出口贸易发展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从1995年到2003年针对中国的反倾销案件就有356起。2004年与中国发生反倾销、反补贴摩擦的国家和地区已达16个。
进口方面，中国入世后的大部分保护和过渡措施已在去年年底到期，进口门槛进一步降低，中国国内产业寻求贸易救济的要求也日益强烈。同时，中国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会引发对各类进口商品的大量需求。进口产品的增长，将不可避免地引起不公平贸易现象的增加，破坏正常的竞争秩序；而中国国内相关产业也必然会因不公平贸易或正常贸易的进口激增遭受损害。因此，今后一段时期，中国运用贸易救济措施维护竞争秩序、加大对中国国内产业的贸易救济力度、保护国内产业合法权益、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任务将更加繁重。
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资料显示，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政府应中国国内产业申请共发起了近70起反倾销调查，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国内产业已经承受了进口压力。而随着大部分产业保护期到期，这种压力只会有增无减。因此，如何在合理保护国内产业的同时，又要保持一定的进口竞争压力，避免国内产业形成对进口保护的依赖性，这个问题也现实的摆在了中国政府面前。
出口方面，中国已进入贸易摩擦高发期，表现为涉案金额增加、领域扩大、国家增多。自1979年中国出口产品糖精钠和闹钟被欧共体投诉倾销以来，截至2003年9月，已有33个国家和地区590余次反倾销和保障措施调查涉及中国出口商品，涉案商品包括五矿、化工、轻工、纺织、土畜、机械电子等4000多种，直接影响中国出口金额约160亿美元。中国已取代日本、韩国成为反倾销的重点对象。1996年至今，中国已经连续8年成为世界反倾销头号目标国。在1995～2002年全世界1979起反倾销调查中，针对中国的反倾销调查就有278起，占世界总数的14%，被调查的产品大到钢铁、机械，小到彩电、节能灯、门锁，甚至还有包括大蒜在内的农产品。在这些反倾销调查案中，中国企业能争取到较好裁决结果的仅占到三成，绝大部分最后都被课以高关税，造成了十分惨重的损失。
悖论五：贴牌方式出口多
自主出口品牌少
2004年中国出口总额高达5934亿美元，但抽样调查显示，中国自主品牌出口尚不足10%。从出口结构分析，加工贸易占据半壁江山，这部分出口主要使用外方品牌，剩下45%的一般贸易出口中，又以订单贸易为主，大部分使用贴牌方式出口。这说明，中国主要是在加工生产这一低端环节参与国际分工，以品牌为标志的研发和营销等高端环节主要还控制在外方手中。
缺乏自主品牌，不利于增加国际交换收益。从国际市场的价值链看，生产环节创造的增加值占30%，剩下的70%来自于以品牌为标志的研发和营销环节，名牌的增值效应更加明显。缺乏自主出口品牌，在国际交换中，只能靠廉价出卖资源和劳动力，获取微薄的贸易收益。一条成本为32元人民币(折3.9美元)的全棉长裤，在美国卖到40-55美元不等，中国企业赚取得只是可怜的8.5-12元人民币折1-1.5美元的加工费，而且，还包含了口袋布、棉线等辅料，扣掉辅料成本几乎所剩无几。
缺乏自主品牌，不利于提高国际竞争力。近年来，跨国公司以名牌为纽带，构建全球性的生产和销售体系，把名牌作为控制、配置资源和生产要素的手段，利用名牌抢占和控制市场。据联合国发展计划署统计，名牌在全球品牌中所占比例不到3%，但市场占有率却高达40%，销售额超过50%，个别行业(如计算软件)则超过90%，国际市场已全面进入品牌竞争时代。由于缺乏自主品牌，中国出口尚处于产品竞争阶段，仍然是以价格为主要的国际竞争手段，这已严重阻碍了中国国际竞争力的提高。
近几年，中国有关部门虽然加大了对自主品牌商品出口的扶持力度，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从总体上看，目前中国的自主出口品牌建设仍处于起步阶段。拥有自主品牌的进出口企业还不到20%，出口名牌更是寥寥无几，2003年，世界品牌实验室评选出的世界最具影响力的100个品牌中，中国只有海尔1个品牌入选。
悖论六：出口依存度高
产业安全度低
近年来，中国外贸依存度(＝进出口总额／国内生产总值)逐年上升。2002年中国外贸依存度达到50%，已经远远超过20%的世界平均水平(2002年)，2003年则上升为63%，2004年更高达70%。此外，中国出口过分集中和日益依赖少数发达国家和地区市场的态势也日趋明显。如2002年，中国仅对美国、欧盟和亚洲“四小龙”等的出口就接近85%，对美国一国的出口依赖度就接近20%。中国改革开放至今，国民经济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达到9.3%，经济规模增加了8.5倍；而25年间，中国对外贸易增长了30倍，外贸依存度从1978年的9.5%提高到2004年的70%，比GDP的年增长速度高6-7个百分点。可见，中国的经济高增长是非常依赖于出口市场的。而与此同时，美国外贸依存度却只有22%，日本外贸依存度也仅有17%。
发展中国家在长期以来形成的经济体系中，一味以初级产品出口为特征，以发达国家的需求作为经济增长先决条件将经济增长更多地取决于外部因素。在此意义上，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决定了进口需求的强度，从而对发展中国家经济起着如同“火车头”牵引“车厢”的作用。这是阿瑟·刘易斯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论点，被称为“牵引增长论”。
刘易斯的“牵引增长论”在当前中国也是适用的——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越来越强地影响着中国的外贸出口额，进而影响着中国经济增长。中国出口增长与相应发达国家国内经济增长的关联性也越来越强，尤其是与中国贸易往来额较高的美国、日本、欧盟。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一直致力于发展外向型经济，但出口导向战略的弊端是对国际市场的严重依赖。从产业安全的角度来讲，外贸依存度过高，产业的安全度就越低，经济发展中过高的外部依赖性必然会影响产业安全，进而威胁中国的国家经济安全。
中国的出口贸易受外部影响越来越大，除了外商投资企业对中国出口的巨大影响外，中国出口商品总值与国际贸易总额和当期人民币汇率也保持正相关，世界经济发展态势也必然从贸易总量和相对汇率水平两个方面对中国贸易出口产生影响。低成本、低价格是中国企业的现实竞争优势所在，但这不应成为中国企业开拓国际市场一劳永逸的“杀手锏”、更不能成为中国产业的长期贸易利益所在。如何实现把竞争优势向高层次的品牌、技术等方面转移，逐步彻底解决中国外贸发展中存在的这些制约因素，对中国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对于提高中国产业安全度、维护国家经济安全都是现实和极其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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