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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5月17日电（记者董伟）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冯营乡小梁庄和小李庄，总共只有不到90户人家。在2005年以前，这两个庄子的人们要是接打电话就得一大早带着方便面到比邻的安徽去等一天；离北京不远的承德市兴隆县上石洞乡，老百姓有急事儿打电话，要翻山越岭70多华里。
2005年5月17日，是第37个世界电信日，人们开始关注：在中国至少还有5万个行政村
没有通电话。“行动起来，创建公平的信息社会”是本次纪念大会的主题。
据悉，截至2005年2月，我国农村固定电话普及率为14．6部／百人左右，城市固定电话普及率为37．6部／百人，其中，城市固定电话普及率与农村的比例东部地区为1．4倍，中部为2．4倍，西部为5．3倍。从地区发展情况来看，中西部地区的电话普及率明显低于东部地区，而且东西部这种差距在扩大。与整个电信行业飞速发展相反，在少数穷困地区则出现了停滞。今年1月～2月我国中、西部固定电话用户新增分别为147．9万户和161．7万户，这与去年同期的348．5万户和248．7万户有了很大程度的下降。
国家缩小城乡、不同地区数字鸿沟的努力一直在继续，信息产业部推行的“村村通”工程，让全国90．9％的村子拥有了电话，从2004年开始更是通过“分片包干”的形式强制推行。但效果仍然不能让人满意。
信息产业部通信科技委员会咨询专家唐守廉教授表示，该手段“违背市场经济原则”，因为无利可图，企业执行速度和质量都难以保证。而有些地方为了应付“村村通”的任务，一个村通一部电话就算完事儿。
发展农村通信难在哪儿？信息产业部电信管理局局长苏金生认为，难处有二：一是农村通信投入大、收益低；二是目前农村通信普遍服务还缺乏补偿机制，企业自觉主动履行义务的积极性难以发挥。前者很明显。农村、贫困、边远地区电信业务量很小，由于地理上比较偏远，投入的线路长，通话量又少，大多数都是零次户，有的地区可以说几十年甚至一百年都收不回投资成本。即便是具有成本优势的卫通都不能根本解决收不抵支的问题，更别说其他地面通信系统。在此情况下，让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电信企业自动性不高。
以国外的经验而论，建立起核心为“普遍服务基金”的成本补偿制度可以弥补市场调控的缺失。信息产业部早在1998年就开始筹划电信普遍服务基金，以期给农村通信普遍服务提供成本补偿，引导企业自愿进入农村市场。2002年6月，信息产业部正式向财政部送达了“建立电信普遍服务基金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但是3年过去仍然杳无音讯。
唐守廉说，“分片包干是一种最容易的做法———政府只要下命令就可以了。试想有了普遍服务基金，怎么收基金、怎么管理基金、怎么使用基金，这3个环节肯定比政府下一道行政命令复杂得多。”另外，正像很多问题一样，基金的钱从哪儿来？
信息产业部电信研究院游五洋认为，“普遍服务基金”在中国可能遭遇水土不服，因为实行起来管制成本太高，但是尽快建立普遍服务基金是一个迫切的任务。毕竟“逐步消除电信发展的地区和城乡不平衡性，向大多数公民提供基本的电信服务是政府的责任”，而且这个资金应该由财政出。
从国外的实践来看普遍服务基金的来源是多渠道的，包括运营商交纳的份额（按照其业务收入比例或市场份额）、频率、码号等电信资源收费、许可证拍卖所得等。
游五洋认为，“本质上它是一种转移支付，是一种收入再平衡政策，也就是通过国家财政或政府基金，实现富裕人群或发达地区的人群对农村和偏远地区人群的补贴，因此是一项政府职能。”
从这个角度说，由政府来出钱实施普遍服务是理所当然的。虽然多数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由于财政资金紧张而选择由电信运营商来缴纳份额的做法。但是这并不等于财政没有这个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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