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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大林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发出了《关于进一步推行政务公开的意见》。意见分别就提高对推行政务公开重要意义的认识，明确推行政务公开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工作目标，进一步推行政务公开的主要任务、重点内容和形式，建立健全政务公开的法规制度，以及切实加强对政务公开工作的组织领导等予以明确规定。（据4月26日《人民日报》）
建设透明政府是本届政府上任伊始就提出的目标。为此，党中央、国务院曾多次出台相关规定，力促政务公开。这个《意见》的下发，再一次表明了中央的决心，也必将进一步促进政务公开的推行。但这种促进作用能有多大，各地的政务能公开到什么程度，笔者却不敢乐观。
之所以不敢乐观，是因为政府官员对政务公开的主动性不会太高。多年来，我国的各种权力基本上都是在封闭的状态下运行的，大部分官员对“暗箱操作”都习以为常。公开对他们只有“坏处”而没有任何好处，因此，政府官员必然都有着不公开的倾向，指望他们自觉主动地公开政务，确实不太现实。在一些成熟的民主法治国家，政府已经相当透明，但这种透明并不是政府官员自愿的，而是法律要求他们必须那样做。
之所以不敢乐观，也是因为公众对该公开而不公开的行为仍然无可奈何。政务公开可以预防腐败行为的发生，政务公开才能让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以及民主监督等权利得到充分地实现，公众当然希望政务尽可能地公开。但如果政府不公开那些应该公开的信息，公众有什么办法呢？在制度完备、法律健全的国家，如果出现这种现象，公民可以拿起法律武器，“逼迫”政府就范。但在眼下的中国，公众毫无办法。
之所以不敢乐观，还有一条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公开与不公开的界线无法确定。哪些政务信息应该公开，哪些政务信息不能公开？如果有某一条政务信息，公众觉得应该公开，而政府部门认为不宜公开，如何判定？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政务公开就缺乏可操作性，甚至有沦为一句空话的危险。现在，政务公开虽然也已开展起来，但基本上都处于“有选择地公开”阶段，政府想公开什么才公开什么，这离“透明政府”的要求显然还有很大的距离。在不少地方，甚至就连领导班子集体通过的政府文件都成了“秘密”，公开的空间被挤压到了什么程度，可见一斑。
说到底，推行政务公开的“瓶颈”就在于无法可依。
实际上，中央也早已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此次《意见》也专门提到要“建立健全政务公开的法规制度”。前不久曾有报道说，《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已经起草完毕。该法草案确立了“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宗旨，并严格规定了七种“例外”的条件，凡不属“例外”的政务信息，都必须公开。
政务信息的公开需要法律的保障。我们期待着《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早日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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