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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费孝通教授
丁元竹
费孝通先生说：“我们不妨‘各美其美’，我们更要学会‘美人之美’，像各群体自己的成员那样欣赏和领悟他们所爱好的价值体系。‘美人之美’并不要求‘从人之美’，而
是容忍不同的价值标准体系并存不悖。这就要求摆脱本位中心主义，而坚持多元并存的观点。”
4月24日上午，我正在打点行装，准备赴美国参加国际会议，接到费孝通教授家人打来的电话，要我们尽快赶到医院。我当时心里一沉，不祥的预感马上笼罩心头。我与爱人匆匆驾车赶到北京医院。费孝通先生住院已经一年有余，一年来，我自己在国内外穿梭，一直想去看看先生，有时是医院不允许，有时是自己的时间错不开，所以一直没有如愿。赶到医院，先生的秘书张荣华老师先把我们叫到隔壁的房间，介绍了先生的情况，然后我们来到病房。先生已经处于昏迷状态，我们摸着先生的手，手指肿得很厉害，指尖很凉。我们心里企盼先生能够很快恢复过来。与先生匆匆一面，我便驱车从医院直奔首都机场，从北京到纽约，一路上一直惦记着先生。从纽约转机到波士顿，住进旅馆即开始与国内联系，得知先生已经在我离开北京医院12小时后去世。社会学的一代大师离开了我们。
费孝通教授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学者。他也是一位能够站在时代前列和历史高度洞察社会发展趋势的社会学者。1979年，69岁高龄的费先生受命恢复中断近三十年的中国社会学，开启中国社会学参与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作为那个时代中国社会学的领衔人，费先生不仅为恢复社会学奔走，同时也身体力行，深入开展社会学研究。他不仅深入实地研究，观察现实中发生的问题，及时提出对策建议，同时也站在历史和全球高度审视社会发展趋势，提出了若干至今仍然值得我们回味和思考的社会发展命题，“美好社会”就是其中之一。“美好社会”体现了一个学者，一个社会学者崇高的认识境界。社会学不仅需要理论和方法，不仅需要对实地的考察和对理论构建的思考，也需要崇高的境界。费孝通教授就是一位拥有崇高境界的学者，这也是他为什么能够成为一代宗师的根本所在。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有幸在费先生指导下攻读社会学。那时，在我们学习和研究的小圈子里有一个惯例，就是，费先生每写一篇文总是要拿到北京大学，在有关研究人员和学生中传阅、学习、研讨，大家也可以提出意见。有时，费先生不顾年迈，亲自到北大与研究人员和学生一起座谈、讨论。
这个时期，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写“人的研究在中国——缺席的对话”一文，那是费先生对他伦敦经济学院的老同学ＳｉｒＥｄｍｕｎｄＬｅａｃｈ博士写的《社会人类学》（Ｓｏｃｉａｌ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1982）的回应。在“人的研究在中国——缺席的对话”中，针对不同环境下文化的差异，针对当时世界文化在现实和学术领域的冲突，费先生提出“我们不仅能容忍而且能够相互欣赏。我们不妨各美其美，还可以美人之美”的思想。这是他给我印象最深的思想之一，那是1990年夏季。
这个思想体现了费先生从文化角度考虑人类不同文化的和平相处，文化之间的平等问题。文化平等是社会平等的重要内容。进入21世纪，各国人民要求尊重民族传统、宗教信仰和语言的呼声不断高涨，仅仅依靠经济发展已经不足以解决这些问题。从文化制度入手研究和制定发展战略和发展政策，已经提到全球领导人的议事日程上来。这是保证人类拥有一个和谐社会所不可缺少的制度。目前看来，仅仅从贫困和社会不平等的角度已经不足以解释恐怖主义在世界上的蔓延，恐怖主义可根植于文化歧视和文化冲突之中。
20世纪90年代初，从北京大学毕业以后，我留校工作，经常随费先生出差。1992年春，我随费先生到山东曲阜，费先生访问了三孔——孔林、孔庙和孔府。那天，他在孔林坐了很久。看得出，他当时是思绪万千。回到北京后，费先生在北京大学社会学10年纪念会上发表讲话，谈了他访问孔林时的思考，后来形成了著名的“孔林片思”。在这篇文章中，费先生说：“海湾战争之后人们已经注意到战争造成了环境污染，认识到了人与地球的关系。这是生态问题。地球上是否能够还能养活这么多人，现在已经成了大家不能不关心的问题了。这是人与地球的生态关系，但最终还是要牵连到人与人的关系上来，反映在人与人之间怎样相处，国与国之间怎样相处的问题。这才是第一位的问题。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很好地提出来研究，看来人类在这个问题上还没有足够觉醒。”这时，费先生已经从对文化的思考进入对整个社会发展的思考，从社会发展这个更广泛的视角透视中国乃至全球发展，考虑环境公平和社会公平问题。
作为一个社会学家和思想家，费先生从不脱离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背景考虑问题。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中国现代化分“三步走”的战略：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从1991年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20世纪90年初，我国人民已经基本解决温饱问题，开始向小康社会迈进。
在这样的大社会背景下，费先生在“孔林片思”中把他的文化思想进一步深化，提出了“小康之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变化不可避免地要引起人与人的关系的变化，进而到人与人之间怎么相处的问题。”他把这种相处称为人的心态关系，“我们常说共存共荣，共存是生态，共荣是心态。共存不一定共荣，因为共存固然是共荣的条件，但不等于共荣。”
1993年7月，他在印度新德里参加“英迪拉·甘地国际学术讨论会”，在会上发表了“对‘美好社会’的思考”的演讲，将其以往文化平等、环境公平和社会公平的思想升华，形成美好社会的思想，这就是——“20世纪最后10多年所发生的这些新事物值得我们深入地进行理解，其中是否得出一种看法，人类大小各种群体是可以各自保持其价值体系，和其他群体建立平等互利的经济和政治关系，只要大家不采取唯我独美的本位中心主义，而容忍不同价值信念的并存不悖。”文化公平、经济公平、政治平等和社会公正思想在这里得到更进一步的体现，成为他关于美好社会思想的核心。
1979年，在中央领导的支持下，费先生领衔在中国恢复社会学的教学与研究，至今已经26年有余。在恢复社会学初期，费先生就明确提出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方向，费先生把为现代化服务作为社会学建设的宗旨。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没有辜负先生的期望。像中国的改革开放一样，社会学在过去的25年有了巨大的发展，发展出了若干新的学科分支，拓展出了若干研究领域，培养出了若干在发展领域具有很大影响的学者，参与了若干重大决策研究。实践证明，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具有广阔的空间。在新的历史阶段，社会学还要与时俱进，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美好社会的学问。
费先生从他的文化概念和社会学理念得出了建设美好社会的理想，这是社会学在过去25年发展中的一个不能忽视的成果，是社会学发展的崇高境界。这些思想的提出与他能够站在历史和世界发展的高度思考问题不无关系，也说明社会学有能力，也有可能成为影响社会发展，推进社会发展的学问。正如费先生自己在20世纪30年代说的，“学问是有用的知识”，“研究在先，政策在后，研究者不能供给正确详尽的事实，是研究者的不能尽责。”社会学是有用的知识，这是毫无疑问的。问题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学要与时俱进，积极参与社会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研究，提出新的发展思路，同时也要避免空谈，要把崇高的理念变成积极的社会行动。
正如费先生说的，“我们要学会‘美人之美’，像各群体自己的成员那样欣赏和领悟他们所爱好的价值体系。‘美人之美’并不要求‘从人之美’，而是容忍不同的价值标准体系并存不悖。这就要求摆脱本位中心主义，而坚持多元并存的观点。应用到经济上，是不要阻障有利于双方的竞争，不采取只图单方面的短期利益的保护主义，而坚持相互开放和机会平等；应用到政治上，首先是要不干涉别的主权国家的内政，不以力服人，而以对话代替对抗，平等协商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矛盾。这是在人类的各个群体还没有融合成一体，而政治和经济已经密切联系的现阶段，也可能就是即将来临的21世纪，我们可以力求做到的现实态度。‘各美其美’和‘美人之美’并不矛盾，而是相成的。只要我们能够更上一个层次，大家在求同存异的原则上完全可以建立起亲密的共同合作。”
“和谐社会”，“美好社会”体现了国家发展的价值取向，和谐是社会发展的目标，体现了国家的“软实力”。软实力产生于一个国家的文化吸引力、政治行为准则和政策。一个国家的政策在别国眼里看起来合法合理，那么该国的软实力就会得到提升；一个国家的文化、价值体系有吸引力，那么其他国家就会追随。自上个世纪以来，世界各国领袖和社会精英为人类在21世纪建设一个美好社会已经进行了不懈地探索。所以，我们当前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和建设美好社会体现了我国发展政策的价值取向，可以相信，随着我国建设和谐社会进程，我国的软实力必将得到大大提高，必将对国际社会产生重大影响。
中国需要通过经济发展来取得世界的认同，也需要通过发展自己的文化、价值体系形成对的世界吸引力。正如费孝通教授所说的：“我们是否有理由在这里提出这样一个想法，21世纪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各种不同文化的人，也就是怀着不同价值观念的人，怎样在这个经济上越来越息息相关的世界上和平共处。”所以，和谐已经不仅仅局限于解决各种现存的矛盾，而且包括心理层次的问题，即文化价值问题。
先生已经去世，愿他一生追求的建设美好社会的理想最终能在中国实现。
2005年4月26日凌晨于美国波士顿
（作者单位：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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