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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岁的世纪老人费孝通24日深夜溘然长逝。
从风华正茂的莘莘学子，到声名卓著的耄耋老人，他的步履遍及祖国的山山水水——“走一趟，写一篇”的工作和研究方式，造就他成为我国乃至在世界上享有盛誉的著名社会学人类学家；“走一趟，写一篇”的众多学术和研究成果，饱含他为国家发展、社会进步奉献的满腔热诚、智慧和心血。
“行走”，是他整个学术生命的“呼吸”与“阳光”。
扎根实践
1935年初秋，广西大瑶山的峻岭密林间，刚刚毕业于清华研究生院的费孝通和他新婚燕尔的妻子王同惠，艰难却快乐地行进着，山壁峭立，古道崎岖，急流险滩，边远瑶寨，伴随着他们初出茅庐的以实地调查为基础的学术之旅。
“30年代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提出了要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社会这样一个题目。我想，要了解中国必须从基本入手，那就是从人口最多的农民入手……这就是我走出的第一步。”
这一步让他最终功成名就，但这一步也让他付出了难以想象的代价。他们晓行夜伏地行走瑶乡实地调查，万万没想到的是，因一次意外，妻子王同惠迷路山涧，“怀爱而终”。
这个打击给费孝通带来的痛苦是如此地刻骨铭心，终其一生也没能淡忘。“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这句古诗，经常萦绕在他心底。对志同道合的爱人的思念，更加坚定了他行走中国大地，寻找富国富民之路的步伐。
次年，他走进了江南一个小小的乡村，对吴江县庙港乡开弦弓村进行了一个多月细致严密的社会人类学调查。在这次调查基础上，他写出了自己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论文发表后，被当时的学术界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成为国际人类学研究的经典之作。直到今天，《江村经济》还是他的母校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学生的必读书之一。
这部论著卷首扉页上写着：献给我的妻子王同惠。60多年后，费孝通晚年调查研究的著述结集出版，他郑重地为文集择定书名：行行重行行。
从《江村经济》到《行行重行行》，他的一生，在行行重行行中度过，也在行行重行行中走向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的高峰。
1938年他学成归国，在抗日战争的满天烽火和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他主持着云南大学社会学研究室，带领自己的同仁坚持“行走”在广大农村调查研究，自己也陆续写出了《生育制度》《乡土中国》《乡土重建》等一系列大受学界瞩目、读者欢迎的文章和论著，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这10年，成了他第一个学术丰收期。
新中国成立之初，他受邓小平同志的重托，重新开始民族问题的研究，并多次到少数民族聚居地进行历史调查和民族识别。他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为中国在多元一体格局中向更高层次发展提供了历史逻辑依据和理论依据。
到改革开放之后，他焕发出更加旺盛的学术生命。他对新时期小城镇发展变化的研究，对区域经济模式的调查，对开发大西北的建议等，不仅为他的学术研究注入新的活力，也为国家解决发展、建设中的迫切问题提供了科学基础。
近70年的岁月里，无论怎样严酷的环境，也无论经历怎样的磨难，他都不曾动摇过自己的方向，他不停地读书、行走、思考、写作，直到93岁高龄，仍奔走在田野乡村。
500多万字的学术著作和文章，浓缩了近一个世纪的光阴，也印证了他自己无怨无悔的学术一生。
爱国情怀
费孝通的学者之路，发端于对国家、对民族的爱与哀愁。青年时代就接受了进步思想的他，和许多热血青年一样，对自己国家的羸弱贫困、民不聊生有一种抑制不住的悲愤。他最初的理想是成为一名医生，悬壶济世，救助病弱。
但20岁时，他却从原来的学医转为学社会学，“我不再满足于仅仅帮助病人治疗身体上的疾病这个目标。”晚年的费孝通谈到自己的这一选择时曾说，他和当年的鲁迅、冰心等一样，逐渐意识到“人们的病痛不仅来自身体，其实，社会的病痛更加深重。所以，我决心不再学医为一个人一个人治病，而要学习社会科学去治疗社会的疾病”。
为治疗社会的疾病，他走上了社会学研究的道路。而他在这条道路上“行走”的过程中，更为真切地目睹了帝国主义入侵、封建势力猖獗、官僚巧取豪夺、军阀不断混战带给国家和人民的苦难。这一切愈加激发了他的良知，在残酷、血腥的抗日战争和空前激烈的解放战争中，他明确选择了自己的政治道路，公开表露自己的政治态度，参加中国民主同盟，为反侵略奔走，为民主自由呼号。
1999年，在回顾当年之所以参加民盟时费孝通说，我们“民盟”是从“爱国”两个字上长出来的。当时没有别的理由，就是觉得再那么下去不行了，要当亡国奴了，要救亡，所以加入了民盟。
和许多优秀、进步知识分子一样，费孝通在那个“搁不下一张平静书桌”的年代，积极投身于进步的民族民主运动中。1945年11月25日晚，西南联大图书馆前6000多名学生举行反战时事晚会，费孝通等4位教授应邀前来演讲。演讲过程中，国民党军队包围了会场，突然断电，枪声大作。正在台上的费孝通不顾危险仍然大声疾呼：“不但在黑暗中我们要呼吁和平，在枪声中我们还要呼吁和平！”
为改变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他们显示了极大的勇气，承担起自己的职责。怀着这样的爱国热忱，费孝通和他所在的民盟，走过了和中国共产党半个多世纪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历程，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巩固发展不懈努力。
志在富民
当历史迈进上个世纪80年代，在“反右”“文革”中历经坎坷的费孝通，沉寂20多年后获得了“第二次学术生命”。他重新捡起了自己被迫中断的研究，继续开始在乡村城镇的行走。
较之以往，晚年费孝通的学术研究与中国经济发展的联系更加密切和直接。“我的一生经历过无数重大的历史变革，但最重要的当属新中国的成立，以及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将自己的学术研究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联系起来、与祖国的富强和发展紧密相连。”
这是费孝通总结自己60多年学术生涯时由衷的感慨。
1995年9月下旬，一位新华社记者在江苏吴江与费老邂逅。记者问他已经来过这里多少次，费老摇摇头说“记不清了”，是当地老乡告诉这位记者：这是第19次。
他一次次回到1936年曾经去过的村庄，再三再四地观察、记录那里的历史变化，并提出了农村兴办集体小工厂的重大意义，为乡镇企业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同时，他还敏锐地提出研究小城镇的课题，在大量深入调查基础上写出《小城镇大问题》，受到广大农村基层干部、学术界乃至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
10年后的今天，全国范围内的小城镇建设形成高潮。丰厚的学养和勤奋的实地调查，使他不断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见解，他的许多研究成果都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提供着“超前”一步的智力支持。他先后对我国西北地区、西南地区、黄河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中原经济协作区、淮海经济协作区、东北地区、京九铁路沿线地区进行实地调查，从全国一盘棋和逐步缩小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愿望出发，提出了“共同规划，有无相济，互利互惠，共同繁荣”的中国经济发展思路，并针对所调查的每个区域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既符合当地实际、又具有全局意义的建议和意见。
据他身边工作人员的粗略计算，近20年来，他每年都有150天左右在全国各地搞调查研究。2001年已经9旬高龄的他，甚至在外调研了170多天。而且，越是贫困落后的偏远山区，他去得越多。甘肃定西，他一共去了7次，贵州毕节，他也一次又一次奔波往返。
他在很多场合一再说，知识分子心里总要有个着落，一生做什么要明白。而他表述自己一生的目标就是：“志在富民”，他说：“这是我一生的追求。”
作者:曲志红沈路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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