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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生 段卉
行知实验学校《行知学生行为歌》：我是行知生，杲杲旭日升。昂首立天地，忠厚为根本，心中有理想，心中方向明，何惧城乡别，苦学改命运……
读书是改变命运的第一步
“那时台海直飞了，都说时间多么宝贵。我就想，我爸爸是个商人，每天非常忙，如果他耽误一分钟的时间，就有可能赔本；我又想到如果医生耽误一分钟的时间，病人有可能死掉；这说明时间非常珍贵；但是，另一方面呢，时间又是一把可怕的梳子，梳子梳掉了头发，时间也像梳子一样，慢慢把人的头发梳掉了，梳白了。”
行知实验学校龚村小学五年级的小姑娘汪勤勤（化名），坐在略显破旧的校长办公室里，给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讲述她一篇诗歌的创作过程。她的诗歌《时间》获得了一个刊物诗歌比赛的三等奖。她另外还发表了几篇文章在小学生刊物上。“我看到在刊物上发表文章的都是和我同龄、同年级的学生，别人能做的我也能做。”这是汪勤勤积极投稿的简单理由。
汪勤勤现在就读的学校原来叫行知打工子弟小学，2003年学校取得了教委的审批手续，更名为行知实验学校。这是一所专门接收外地来京的孩子就读的民办学校，学生中96％来自农民工子女，普遍来自低收入家庭。现在在校生3000多人，其中小学生2000多人，初中生1000人。
据这所学校的创始人李素梅老师介绍，她原来是河南息县的民办教师。1994年离开老家到北京来谋生，兄弟姐妹几个都在北京打工。当时几个亲戚的孩子没法念书，她就在一个亲戚的房子里教孩子读书，共有9个孩子。后来孩子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在办学的十一年中，她遭遇的困难实在太多了：是个人教几个年级，厕所自己搭，用水自己用三轮车拉，买教具用品一毛一毛地讲价。在行知实验学校的一份资料上，有一张“十年漂泊图”，显示这所学校搬迁过八次。
李素梅说上学对于一个孩子太重要了，她有切身体会：“我生在农村，12岁才经过争取上了学，不上学我不会有今天。我亲戚的那些孩子，到了上学年龄不能上学，我觉得很痛苦。我不能看着他们不读书。我最初教了9个孩子。他们让我太感动了，我教他们认字，一节课，教了一黑板，他们还要求我再教，要求我留作业，要求我考试。学习的积极性特别高。当初的那9个孩子，有的已经回到老家上高中了”。
无法回避的城乡差别
在汪勤勤的教室里，贴着《行知学生行为歌》，“我是行知生，杲杲旭日升……心中有理想，心中方向明，何惧城乡别，苦学改命运……”
城乡差别，是师生都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李素梅说，“现在学校最缺的就是能给孩子做心理教育的老师。小学五六年级以上的孩子开始懂事了，尤其是初中部的孩子有自卑心理。我们只能教育自己的学生要学会自立自强”。
李说，现在外来工的孩子也可以到北京市公立小学上学，学费和这个学校的收费差别不大，一个学期可能多200元。学费不是最大的问题，而外地孩子的生活方式、成长背景和教育背景都和北京孩子有相当大的差别，很难融到北京的环境中。
海淀区教委今年发给北京本地的孩子一人一本《新童谣》，行知实验学校的孩子也有。海淀区少工委还组织了北京学生和行知实验学校学生“手拉手”的活动。2004年，北京18个区县在顺义举办“六一”活动，行知实验学校是惟一一所代表海淀区参加活动的学校。可是频繁的交流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北京户口带来的教育条件和升学机会的巨大差别。
行知学校的孩子小学毕业后，一部分会升入本校初中学习，一部分回到老家读书。初中毕业的孩子面临着更复杂的选择，有的孩子结束学业跟着父母在北京打工，有的孩子回老家念高中、考中专。在北京上高中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而所有的孩子都得回“原籍”参加高考。
根本问题在于高考
汪勤勤明年就上六年级了，面临着上初中的大问题。她爸爸已经计划让她回安徽老家读初中。“我不愿意回老家，因为老家的课本太难了。”这就是勤勤心中北京和安徽老家学校的差别。“我在老家读到二年级就到北京了，可是北京三年级的课程我二年级的时候就学过了。”
“上大学？我没觉得上大学怎么好。你看比尔·盖茨，他没有读完大学，就创办了自己的微软公司；还有现在那个台球神童丁俊晖，他不读书，专心练球，成了冠军，他要是读书怎么能成为冠军？”
勤勤一番高论让旁边的陈琪（化名）老师很吃惊。陈老师非常喜欢汪勤勤，她说勤勤思想独立，上进心强。她觉得勤勤思想上可能有压力。“勤勤，其实现在有很多办法可以上高中、上大学。你可以贷款。”“我数学不好。我爸爸说了，我学习不好就拉倒，省下钱让我弟弟上大学。”
李素梅说她的外甥在北京铁师附小借读，后来回到老家读初中、高中，他一直都是个出类拔萃的学生。高考时第一年考了570多分，没有考上北大；第二年580多分，考上了北京邮电学院。他终于回到北京读大学。而她自己的孩子现在河南老家读初中。
据了解，十几年来，因为外地孩子不能在北京参加高考，外来工子女的教育走的几乎是同一条路线：有的孩子从小就借住在亲戚家上学；有的孩子小时候随父母在北京借读，初中以后自己回老家读初中、高中，之后高考。他们在外打工的父母，工作压力很大，几乎没有时间和精力照顾教育子女，很多人仅能挣到生活费，孩子的教育费用很难解决。
借读或者借住，始终是外来工子女不能避免的生活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外来工子女不能完全放松地生活和学习。苦学，是这些孩子改变自己命运的主观努力。苦学是否能改变命运？“这个事情就没法说了。”李素梅老师说。她认为自己能做的就是实实在在做事，让这些孩子好好读书，不要成为新文盲。而面对“苦学如何改变命运”的问题，她只用一句话来回答“除非全国统一高考，录取分数一样，否则不会解决根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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