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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障碍之一，是担心放松户口限制，一些农民工变市民，会导致城市人口膨胀，地方承受不了。
应该说这种担心是没有根据的。目前我国1亿多外出就业的农民，90％以上是进入城镇，3／4的人一年之中在流入地就业半年以上，他们已在城市就业、生活，而且相当比例的是成户在城市生活。对有留城意愿而又通过多年就业在城市站住脚的农民工容许定居，只是对
现实的承认（不是所有进城农民工都愿意和能够留在城市），基本不会带来新的人口膨胀。在工业化过程中城镇是要发展的，农民变市民是一个渐进发展的过程。解放前农民到上海打工，虽然存在社会歧视，但并没有定居限制的制度，这种自由迁移并未引起与经济不协调的人口膨胀。城市发展需要规划，问题在于，一是现有城市规划没有把已在城市就业、生活的农民工规划进去，二是在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带动“三农”问题解决和城乡结构的转变中，城市规划，不应囿于原有城镇户籍人口，而应是包括农民进城就业、农民变为新市民的城市发展规划，不是主观的计划，而是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顺应经济发展、结构转变的规划。我国进入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的发展阶段，使农村大量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和城镇，稳步推进城市化发展，是客观的趋势，应该有规划地逐步推进城镇化，吸纳农民变为新市民，创造农民工可转化为稳定的产业工人和市民的户籍制度。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2003年外出就业的农民进入地级以上大中城市的占69％，只有推进大中城市户籍制度改革，放宽农民进城就业和定居的条件，才能适应农民向非农产业和城镇的转移。
认识障碍之二，让一部分农民工转化为城镇稳定的产业工人和市民，城市要为此付出成本，增加部分社会公共费用。
但在城市公共资源的分配上，一些城市政府并不愿为农民工城市化付出成本。有的城市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改革开放后借助外资和外来农民工由小城镇变为大城市的，农民工是户籍人口的数倍，却没有农民工落户的通道。他们认为城市20多年的发展不容易，如果在人口问题上不注意，改革成果会付之东流。
户籍改革的确涉及公共资源分配的利益关系。问题是在城市财政、税收等公共资源中，有着农民工直接、间接作出的贡献，过去讲城市人均ＧＤＰ，人均收入，都把农民工排除在外，政府公共服务不覆盖农民工，对他们设置专门的收费，是不公正的。中央已经指出，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城市创造了财富、提供了税收。城市政府要切实把对进城农民工的职业培训、子女教育、劳动保障及其他服务和管理经费，纳入正常的财政预算。在实行这一政策的条件下，一部分农民工转为城市市民，除了其自身通过市场交换获得居住、生活条件之外，只是在养老保险上政府会承担一定的风险责任。重要的是，只要其作贡献而不许其分享公共费用的二元歧视，不可能继续下去了。建立在二元社会基础上的城市，不可能得到安定，实现健康的可持续发展。农民工是社会财富和公共资源的创造者，在看到向他们提供公共服务，增加公共负担的同时，要看到他们已经做出和将要做出的贡献。
认识障碍之三，是在城市发展中忽视人口集聚、人力资本、产业工人，不愿让农民工获得与城市居民平等的权利，从而影响了户籍改革的推进。
沿海地区和城市在改革、开放、发展初期，富余的是劳动力，短缺的是资本及相关技术、管理，政府把主要着眼点放在为投资者创造好的软硬环境上，是自然的，必须的，带决定性的。但也隐藏着一种见物不见人的思想偏向。二十多年过去了，这种思想偏向并未改变。多年来一些地方，政府的政策，主要是考虑到满足投资者就可以了，把农民工的权益放在次要地位，对农民工是不公平的。更不想为农民工承担过多的社会成本，整个城市的管理从来不把他们规划、计算进去，比如他们的教育问题，他们的安家问题，只要农民工来暂时做，做了几年后就再换一批过来。重视产业资本、忽视人力资本，特别是只想利用丰富的农村劳动力资源，却忽视农民工占相当比重的产业工人的生存发展，忽视与农民的市民化相联的城市社会发展。而实际上经济发展是人和物两个要素的结合，沿海地区之所以能够吸引国外企业、投资者，除了改革开放的政策环境外，最主要的是丰富、勤奋、廉价的劳动力，继本地劳动力转移之后，有从内地源源不断流入的年轻农民工。由此大量劳动密集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中使用劳动力较多的生产环节转移过来，并凭借劳动成本低，增强了市场竞争力，加快资本积累，赢得发展。而在人们的思想深处，却是在不愁没有农民工的背景下轻视农民工。对农民工常招常换，以户籍门槛堵塞他们中优秀分子落户的出路，结果没有形成稳定的、不断增进经验和技术的产业工人队伍。局部地区民工荒的出现，表明阻碍一部分农民工落户、变为城镇产业工人的体制，与之相联的增长方式，缺乏可持续性，是对见物不见人的一个警告。
城市人口集聚是与经济集聚连带发生的必然趋势，它的意义，不仅是适应工业化发展，而且是经济、社会组织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会促进人的社会化、人们交往方式的变化，生活内容的丰富和质量的提高，促进人们创造力的发挥，并反过来促进经济发展。人们希望城市聚集高级人才，而不愿留农民工。
农民工合法权益受损害的情况比较严重，根本上是因为他们在流入地缺乏权利。有的担心农民工有了户口，有了包括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内的平等权利，其利益要求对政府和当地社会的影响更大，因此不愿给他们获得户口和迁移定居的选择权。把城市作为原有住民、户籍人口的领地，历史地看，带有一定成分的封建的农业小生产的意识。在由农业社会向城市工业社会的转变中，发生这种意识，不足为怪。重要的是要适应社会化大社会和城市发展，逐步更新观念，代之以开放、包容、民主、平等、竞争、创新的城市精神，实现向全体居民负责的服务型政府转变，这是取得户籍改革进展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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