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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4月16日下午2点半，深圳大学国际会议厅里，一场学界盛会吸引了大批深圳听众。来自美国、中国香港和深圳的七位学者坐而论道，围绕着“多元文明对话”这一主题展开讨论，就文明对话的可能与途径，进行了一次思想上的激荡与碰撞。作为邀请方代表，深圳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景海峰教授主持了对话。本报记者特记录一二精彩片段，以飨读者。
时间：2005年4月16日下午2：30—5：00
地点：深圳大学国际会议厅
主持人：景海峰深圳大学文学院副院长
对话人：杜维明哈佛大学教授，新儒学领军人物。徐葆耕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罗秉祥香港浸会大学应用伦理中心的主任，宗教哲学系主任。LaurenPfistter美国人，香港浸会大学教授。蒋庆深圳大学国学研究所客座教授。阮炜深圳大学文学院外语系教授。
多元文明对话中谁是主体？
杜维明：
美国一位政治学家最近提出了文明地图的观点，认为世界上有几个重大的文明圈，这和德国学者雅斯贝尔斯所提出的轴心文明观念有密切的关系。所谓轴心文明是指在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在世界各地出现的相对独立的文明体系。1948年，雅斯贝尔斯说影响世界的最重要的四个典范人物也都是轴心文明发展的主要创始者，一个是苏格拉底，一个是孔子，一个是释加牟尼，一个是耶稣，当然也应该包括庄子、老子等人物。从精神文明的角度，这些主要的精神传统还在继续发展并交融——有些佛门子弟认为他们是属于入世的，有些学者认为他们是属于儒家式的佛教徒。在这个意义下面“儒家”变成了一个形容词，这个形容词到底是什么意思？
蒋庆：
我觉得自己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和中国文化立场上，不能同意杜先生的说法。儒家是主词，不是形容词。我举个例子。有一次开会的时候，很多主张自由主义的朋友说，他们对徐复观先生的评价很高，说徐复观先生是儒家的自由主义。但是我觉得不对，应该反过来说才对，徐先生是自由主义的儒家，自由主义的色彩多一些。但徐先生的文化定位、生命价值的认同和安身立命之道在哪里？绝对是儒家而不是自由主义。徐先生临终前对他的学生说，我这一辈子不能去曲阜孔庙给孔子行礼了，以后你们一定要代表我给孔子行个礼。这个就是生命价值的认同，这就是儒家是主词而不是形容词的缘故。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确实要有一个定位。这是第一个给杜先生的回应吧，我不同意这种看法。
杜先生讲到文明要讲多元性，这是多元的世界。但我理解人类文明的价值、精神不是平面的，就是说其价值是有高低优劣之分的。在文明对话之中，优的文明和好的文明就应该去改变那些不好的价值，不优秀的价值。我举个例子，比如在电视上天天看到国际上的战争，一百多年来产生于西方社会的沙文主义现在还是主宰世界的规则，美国现在还是走这个路。按照中国人的俗语、儒家的俗语，那个叫“霸道”。我们儒家的价值，儒家的影响是“王道”。“王道”是以德服人，“霸道”是以力服人。这两种价值能不能沟通？绝对不能沟通的。在这个意义上，文明对话不能平面地进行，而应该是立体的。
景海峰：
刚才蒋先生说的针对性非常强，非常尖锐。但实际上，从文明对话论域的开启来讲，明显是西方的话题。刚才蒋庆教授讲的主体的追求，我想在今天更现实的是我们怎么样去回应，或者说是怎么进场的问题。好比这是一个大的合唱，作曲是西方人，指挥是西方人，整个编排是西方人，现在中华文明不能缺席，要在合唱队伍中占有一席之地，但我们现在的身份顶多是一个合唱队员或一个声部而已。从感情上来讲都希望有更大的担当，但从现实的意义和价值来讲，我们是不是先要有效地去应对西方的强势，能够有自己的有说服力的资源加入到话题里面，能够开出更多的对其他文明有影响的思路，来寻求更重要的角色担当才是现实。
徐葆耕：
我把刚才蒋庆教授和杜先生的分歧做一点调和。我想杜教授没有否定儒家的主体性的问题，在对话过程中互相有渗透。我想起梁启超先生在上个世纪初的时候曾经讲过，非常激情澎湃地说希望我们中国的文化要和西方的文化结婚，我们中国人要非常有热情地、张灯结彩地迎娶泰西的新娘，和我们结婚之后我们一定会产生一个婴儿，就是产生新的文化。这是上个世纪梁先生的理想，说两个文化要结婚。我们说结婚之前得先谈恋爱，我们中国人讲恋爱是要谈的。一开始两个人见面，现在对话，如果对话合不来就吹了；如果对话合得来，可能觉得我们两个在一起可以互相补充，可以形成比较好的组合，就结婚、生了孩子。按照梁先生的说法，中国的文化和西方的文化结婚。我觉得梁先生的潜意识是中国文化是主体，因为中国文化是丈夫，是主体；西方是新娘，她可能是一个形容词。但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如果你娶进来的女的是悍妇，特别凶，最后家里的主体就倒置了，可能西方就变成主语了，“丈夫”就变成形容词了。
文明对话是人类普遍现象
阮炜：
海峰兄讲到的文明对话好像是西方拥有话语权，我们处于弱势，我们要努力，最后才能加入到对话的过程中。但我觉得文明对话是人类历史上长期以来普遍存在的现象，一个文明和另外一个文明之间从来都在对话，但那种对话的形式可能是经商，可能是战争，这样一个文明和另外一个文明就发生了交流，一个文明影响了另外一个文明，所以没有一个文明是纯净的。鸦片战争之后，特别是1894年日本学习西方走在中国前面，这对中国人的震惊非常大，从那时起中国人怎么看待自己的文明、怎么看待西方文明的讨论就没断过。好像现在文明对话存在于西方，是西方的发明，而我们在引进。但我觉得现在西方提出文明对话，是因为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非西方世界迅速地崛起，导致他们不得不面对其他文明，这种情况下他才发觉有对话的必要。所谓文明对话中的学术化，在此之前我觉得一直都有的。
景海峰：
文明对话和历史上的中西文化交流恐怕有些区分。实际上从文明的板块状态，从产生的一开始就有边缘上的互相撞击和摩擦，而且在交流形式上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有新的形式出现。LaurenPfistter教授研究近代的文化，不知道您在这方面怎么看？
LaurenPfistter：徐教授提到了“孩子”。有些孩子是没有出生的，甚至是不可能出生的——不同的文化没有融合，没有到结婚这一步，就没有孩子。
了解之后再做判断
杜维明：
我也觉得在文明对话的时候有优劣之分。但有一点我们要了解到，我们对一个不了解的文化，我们在没有了解之前不要马上做它的内在价值的判断。举个简单的例子，像美国的一些学者对非洲基本上认为是不必考虑，为什么呢？能不能从正面了解非洲？非洲社会里面的语言的多样性、文化的多样性、资源的多样性非常复杂，你认为我们现在文明、他们不文明？事实并非如此。你面向21世纪，很难说非洲有些价值不会成为大家共同需求的价值。比如非洲有个谚语：“地球不是祖先传给我们的资源，是千秋万世的后代依托我们、要我们好好照顾的人类的共同资产。”他向前看好几代。我们从非洲的智慧中能得到启示吗？可以的。从这个角度，我们判断一种文明的价值是高是低之前我们先要了解它，了解之后再做判断。
罗秉祥：
中国国内本身就有多元的文明，突然跑出去就跟世界文明对话，好像没有热身就乱闯。中国要从自己开始，在自己的多元文明间进行对话，等到有了一些成果之后再出去跟其他陌生的文明对话。
作者:深圳商报记者陈广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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