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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曙光 赵农
目前，西部大开发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在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的同时，更需要保持一点冷静的思考，以便使这一重大的战略行动能够顺利进行，并取得最后的成功。因此，我们有必要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在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西部地区曾经取得了与东部相近的经济发展水平；而这种均势为何在改革的背景下会被打破？
任何社会经济形态，要求产出的总量在空间的分布上绝对均匀，那将是一种幻想。迄今为止，即便是在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或区域也未有过这样的事例。但是，不同地区之间人均产出的均等化或
者这种均等化的趋势却可能存在。尤其在市场经济较为完善的国度，一旦发生地区间人均产出或收入较大程度的差异性，就会促使落后地区的居民通过用脚投票的方式向较为发达的地区迁移；而资本(假设其他条件不变)则向低劳力成本的地区流动，由此缩小地区间的差别。不过，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地区间人均产出的差异则可通过另一种方式，即通过政府的资源配置、资源和产品的直接定价，以及强制性的移民措施等加以缩小，甚至予以消除。尽管两者最终可以取得人均产出均等化的相同结果，而内在效率上的差别却极为显著，这已被大量的经验事实所证明。
在改革开放前，西部地区所取得的与东部地区相近的发展水平，正是在政府的计划安排下实现的。据史学界分析，世纪之交的这场西部大开发在新中国的历史上绝非空前。在此之前，我国大规模的西部开发至少有过两次：一是“一五”时期以156项重点项目为核心对西部的开发，二是“三五”时期开始的以“三线”建设为核心的西部开发。前者在最后投入施工的150个项目中，除东北占有较大比重外，布置在中西部地区的共有85项(50项民用项目和35项军工项目)；在实际完成的196.1亿元投资额中，东北地区占44.3％，中西部地区占52.9％。后者的重点项目包括连接西南的川黔、成昆、贵昆、襄渝、湘黔等重点铁路干线，攀枝花、酒泉、武钢、包钢、太钢等五大钢铁基地以及为国防服务的10个迁建和续建项目，还有大批煤炭、电力、机械、化工等项目；在1966－1975年的“三五”和“四五”期间，“三线”投资累计达1173.41亿元，分别占同期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的52.7％和41.1％。这种大规模的西部开发再加上零星的整厂西迁与古董复制式的工厂新建，使得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达到了与东部相近的水平；与此同时，整个国民经济基本形成了东北和中西部以重工业为主、东部沿海地区以轻工业为主的生产力格局。
因此，西部曾经并非落后的经济地位是靠政府的计划性配置资源而获得的，一旦资源配置的总体方式发生了转变，原有的处境便难以为继了。从辨证的角度看，西部的落后是相对的，或许是因为东部发展的太快了，才使西部变得相对落后。东部高速发展的根本动因是改革开放，而改革开放的实质便是经济的自由化。政府管制的松动最初发生在与消费者最为密切的基本物品的生产方面，于是，以轻纺工业为主的东部沿海地区在改革的初始阶段便获得了某种优势。在消费者主权的行使过程中，消费者的货币选票不仅投向了质优价廉的商品和服务，而且选择了与之相应的更具效率的企业组织形式和产权安排。同时，外资的涉入有力地推动了资金的聚集、技术与管理的变革。体制外极具生命力与扩张倾向的资本流动，在不断离析出各色各样颇具创新和冒险意识的人群的同时，沿着最佳有效规模的轨迹由低到高地侵袭着传统计划经济的堡垒。而“内部”规则(人们在经济交往中的规则)的形成又迫使政府的法令、规章(外部规则)发生调整和演化。可以说，中央政府的特区建设和沿海地区加快开放的战略，正是对该地区原发性制度变迁的一种适时顺应。这样，以轻纺工业为主的物质基础、传统商品经济的观念，以及渐进性的改革策略和特定的区位优势，共同结成了东部沿海地区在市场化进程中的有利态势。
由于上述有利条件，东部沿海地区在不断扩大的竞争性领域中获得了相当稳定的“改革租金”。而西部地区至少在改革初期并未受到重创，因为该地区赖以支撑的重工业仍在体制内安然运行。然而，随着东部沿海地区源源不断地从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中敛得资金，并通过进口装备起更富技术含量的机器设备和使用到新的原料(甚至价格更为低廉的矿产资源)，原先靠政府计划予以安排的西部的产出链便遭到割裂。由此，西部在传统计划经济下占据绝对重要地位的“制造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生产”，则处于一种极其尴尬的冷遇处境，尽管能源和部分资源的生产至今还在垄断或政府的定价及补贴之下得以运营。所以，由于特定的生产力布局和两种体制交替演进中的后发劣势，西部地区既在经济发展的竞争中感到困难重重，又在体制性的保护伞下暗自窃喜。客观上讲，重工业所具有的资本投入大、沉淀成本比例高的特性，确实给企业的调整与退出带来相当大的难度。
从上述分析中不难看出，除自然状况外，改革开放的初始条件、生产力的特定布局均已构成西部地区相对落后的客观原因。但无可回避的是，自然经济与计划经济的思想观念、等靠要的依赖情绪等主观因素也严重阻碍了西部地区的发展。有学者指出：在过去20余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西部地区也面临过多次有利的发展机会。例如，1980年代初四川等地曾在农村改革中处于前列；在确立“以能源交通为战略重点”之后，超大型的三峡工程上马、黄河中上游的水利综合开发、西部石油与煤炭的加快开发，以及欧亚大陆桥的构筑等，使得大规模增量资金投向西部；我国与俄罗斯、西亚、东南亚周边国家关系的改善，也为西部的对外开放创造了有利条件；而1990年代中后期的“小康”战略与“扶贫攻坚战”，其重心也在中西部。但是，西部地区为何未能把握这些有利战机加速自身的经济发展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西部过于强调矿产等狭义资源的作用，过于迷信政府直接配置资源的威力，过于依赖中央政府的资金投入；其将诸多精力用于工程项目的争夺上，用于扶贫资金的争夺上，用于垄断部门所得的获取上；同时，普遍忽视了从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中挖掘真正的动力源泉，普遍缺乏从具体的事例和手段中把握与提升一般性法则的能力，从而未能有意识地加快推动本地的市场化进程。
(本文节选自张曙光和赵农的《寻求公平与效率的统一：西部大开发战略评析》一文，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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