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媒体详细披露了华融成都办原老总张桂林一案,张被拘的理由是"涉嫌徇私舞弊、低价折让出售国有资产",这是四大资产管理公司(AMC)目前出事的最大官员。

    对于张桂林出事,人们并不感到突然。在今年1月9日召开的全国审计工作会议上,审计长李金华通报了2004年对华融、长城、信达、东方四大资产管理公司 的审计结果,发现案件线索38件、涉案资金67亿元。那时媒体就已经预感到有人肯定要为自己的腐败付出代价了。

    在李金华的报告中,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弄虚作假,暗箱操作,低价处置债权,造成国有资产流失。这些问题在张桂林一案中都有表现。从《新京报》的报道可知,在过去的近5年里,华融成都办在不良资产的评估、拍卖、成交过程中,张桂林之子张漠揽下大量资产评估业务；其女婿刘江明操控的亚华拍卖公司几乎垄断了拍卖业务；在资产交易中,他们又通过关联公司或截留收入,或转手低价处置获得的债权从中渔利。想想看,左边是儿子操纵评估,右边是女婿垄断拍卖,焉能不出问题?

    张桂林一案为资产管理公司敲响了监管的警钟。表面上看,国家对资产管理公司的监管,不可谓不严密:财政部负责对AMC财务运行进行监管,下达资产处理计划和人员费用计划；银监会、证监会分别对AMC的金融业务实施监管,银监会并任命AMC高层管理人员；债转股由国资委会同银监会、财政部管理；对外业务由银监会、财政部、外汇管理局、商务部和发改委管理；监事会对财务活动和主要领导的经营管理进行监管。但在这样重重监管之下,资产管理公司竟然还出现多种违规和管理不规范问题,并曝出张桂林案,除了监管主体明显偏多,内部协调复杂,重复多,效率不高外,我认为,主要是由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其一,当初将银行不良资产剥离给资产管理公司时就存在问题。1.4万亿不良贷款是按照账面价值进行剥离的,并没有评估其价值,也没有对资产价值的变化进行跟踪,甚至没有对形成坏账的原因进行分析,更没有对相关的责任人进行责任追究,这极可能使一些银行借机转嫁经营性损失,甚至通过剥离掩盖违规经营问题和违法犯罪案件,客观上为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不良资产时的违规埋下了"地雷"。

    其二,从体制上看,资产管理公司只是政府处理银行坏账的代理机构,其自身是代理人的身份,而不是实际的所有者也不是盈利机构,它缺乏增值国有资产的动力。众所周知,代理人和委托人之间的利益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代理人有可能违背委托人的利益,把自己的利益考虑进去,而且他不会很心疼这些财产。这就需要委托人对代理人进行有效的监督,控制其行为。但由于信息不对称和资产处置过程的复杂性,这几乎又是不可能的。

    其三,不良资产的处置缺少明确的客观认定标准。作为一个国有非银行金融机构,即一个企业,资产管理公司在努力实现不良资产处置收益最大化的同时必然要追求成本最小化,也就是责任最小化。当缺少明确的客观认定标准时,它肯定要侧重于压低成本,少担损失国有资产的责任。

    上面的分析告诉我们,要尽可能杜绝资产管理公司在不良资产处置中的违规行为,加强监管和审计。提高透明度固然是必要的,但要比较彻底地解决问题,首先还须从源头上堵住不良贷款的产生,所以今后再剥离银行不良资产时,必须问责,不能让责任也一块剥离。其次,要完善资产管理公司的治理结构,并使之向盈利企业转变,这是目前的首要问题。再次,必须明确资产处置的认定标准,这在当前也很重要。

    作为银行改革的产物,资产管理公司的发展和命运,与银行息息相关。从这个意义上说,治理资产管理公司,还要先治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