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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4月13日电（记者董伟）圆明园环境整治工程听证会，因双方激烈的争论而延长了一个半小时，虽没有产生最终结果，但却给了公众一个客观审视、公平判断的机会。
听证会今天上午9时准时开始。也许是事先的安排，圆明园湖底防渗工程“支持派”和“反对派”阵线分明地坐在主持人的左右，而彼此的观点也犹如座位一样难以切合。
圆明园管理处出席人员一开始即陈述说，圆明园不能没有水，水是这个皇家园林的灵魂和命脉，但是由于“供水的严重不足和自身的渗漏”，它面临“渴死”的风险。由于没有水，动植物品种逐年减少。她举例说，畅春园的荷花池因为无水可用已经造成大面积荷花生长期缩短甚至枯死，成群的水鸟、野鸭搬离迁走或死亡。在源水不足的情况下，圆明园管理处开始动防渗的脑筋，制定了圆明园节水灌溉工程、东部湖底防渗工程，内湖工程等项目。
据她介绍，在防渗工程的相关技术上，他们使用了复合土工膜材料并允许侧防渗，而且防渗膜的上面还保留有0．5到1．5米的覆土，可以栽植水生植物，以保持良好的水生生态环境。
持同一观点的还有清华大学教授郭黛。她说，目前北京中心部位地下水下沉已达40米，还出现了1600平方公里的漏斗，圆明园正在其中，再加上地质条件不好，渗漏严重，“要想留住水，一定要采取措施”。而节水灌溉、雨洪利用等皆已尝试，湖底防渗则成不二之选。“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措施，否则河湖会干涸。”她认为，防渗的方式不违背文物保护原则，不影响历史园林的态貌。“不管是对中国的老百姓或是对外国的专家学者，圆明园都不应该是荒凉的样子”。她还指斥一些人空谈理论，孤立地看待圆明园的水问题。“任其渗漏而使得园中的河湖都没有水，生态就能不受到破坏吗？”
“反对派”认为水并不是问题的关键。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理事李遁教授表示，在冠冕堂皇的借口背后，圆明园管理处要更多水的原因是为了开发游船、快艇等经营活动，从而给特定的利益群体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和实惠。利益导致的对大工程的渴望，以及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不完善促成了今天圆明园防渗工程的出现。而这个案例提供给人们的不仅仅是利益部门化可能对公众利益的漠视与损害，而且是我们需要探寻公共遗产如圆明园要怎样一个管理模式，目前的行政管家角色能否胜任的问题。
圆明园管理处并不避讳防渗工程里暗含的经营性需求以及和自己的利益牵扯。朱红副主任发言中说，由于缺水，开放区内游船经常无法正常营运。
在缺乏有效监督的情况下，把持公共资源者有可能利用职权把本部门的利益列于公众利益之上的风险始终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院叶廷芳教授在发言中就提醒大家注意一个问题，即在“修复圆明园”的大梦下，圆明园的管理部门已经膨胀为拥有1700多人的大群体，而当这个群体的生存和圆明园的生存发生冲突时就“有个谁服从谁的问题”。
圆明园管理处提供的工程造价数据也受到了质疑。一位市民代表说，“圆明园防渗工程施工之前有没有进行招投标，为什么三家招标的公司都是北京水务局和圆明园管理处，3000万元的防渗工程费用是怎么使用的？”
自然之友、绿家园等环境保护和公众参与社团则提出应建立一个长久的机制解决类似问题。其代表薛野称，鉴于圆明园事件凸显了管理体制条块分割的弊病，建议设立一个有关政府部门、相关领域专家、市民代表和环保社团的管理机构，负责协调和审议因管理和运营而产生的重要事项。
更为激烈的建议来自听证代表廖晓义。他建议换掉圆明园管理处这个公共遗产管家，“建立圆明园联席会，让公众参与到圆明园的管理中去”。
虽然对湖底防渗膜是否拆除尚无定论，但圆明园管理处已作出承诺，将尽快补交环评报告。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表示，环保总局将抓紧时间审查，依照法律做出处理决定，并向社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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