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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 平
《历书》是我国历史上很有名的一部天文专著，在中华古代的科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对于该书的作者，史册上记述的很少，曾经一度，人们还认为它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近日读史，终于了解了它的作者刘焯。
刘焯天资非常聪明。据说，少年时代，先后跟从多位老师学习《诗经》、《左传》、《周礼》、《仪礼》和《礼记》时，他的天资就开始显现出来，但这些老师们的讲课水平根本不能满足他的求知欲望，每次他都未等学业结束就离开了。后来，他帮一位藏书家刘智海整理典籍，埋头十年，以致穷困潦倒，连吃饭穿衣都发生困难。但这个时候的刘焯，却已是精神上的富人，并因深通儒家学说而远近闻名，不久后当了州博士，充分沾了知识分子的光。
随后，刘焯开始平步青云，年纪轻轻就成了员外将军，有机会参加编纂国史、议定乐律和历法。在与京城各大学子研究古今贤达之士所不能解决的疑难问题时，他那满肚子的学问更是厚积薄发。每次他一落座，辩论诘问之声四起，却没一个人能把他驳倒。但官场风云变幻莫测，因一起偶然事件，刘焯38岁那年遭遇诽谤，罢官回乡，专以教书著述为主。这期间他对《九章算术》、《周髀算经》、《七曜历书》等十几部涉及日月运行、山川地理的著作悉心研究，著出了《稽极》、《历书》和《五经述议》，这些都成为当时的天文名著。
据说，当读到这些观点新颖、见解独到的著作时，不计其数的儒者和年轻学生纷纷以他为偶像，不远千里前来当面求教。有人评论说：几百年来，凡学识渊博、精通儒学的人，没有能够超过他的。可以说，刘焯如果能乘势而上，广收门徒，中华民族的史册上也许又会再现一个“孔子第二”了。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人们发现：刘焯虽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为人却心胸狭窄，贪财吝啬。眼见得自己的学问形成了一个潜力极大的市场，当即念头一转，就做起学问生意了。不向他送见面礼、或者送少了礼的，根本就得不到他的真正教诲。这样一来，人们对他所做所为由崇拜转为失望，并开始看不起他。等到他满腹经纶化作不菲的财富后，他的门庭也开始冷落。因为处世失当的副作用，刘焯后来又卷入一次朝廷冲突，再一次充了“炮灰”，被流放到边关充军。最后去世时，好友刘炫为他请赐谥号，却得不到一个大臣的拥护。就是他的代表作《历书》，本是一部含金量极高的天文著作，因与太史令张胄玄的观点相左而被排斥。直到多年以后，他的学术观点逐渐被世人所识。然而，由于做人方面的缺陷，他的作品始终不能与一些划时代的东西相提并论，哪怕它本身已含很高的科学价值。
刘焯的才华，即便与他的为人处世有不相协调的出入，但尊重知识的后人还是给了他一个公正甚至超常的评价。遗憾的是，千百年之后，人们记起、说起的只有《历书》，而没有刘焯这个人，吃水忘了挖井人。
为什么会造成如此结果呢？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某位朋友有着你厌恶的人品和你喜欢的作品，你愿意在他死后以他的名义作广告还是利用其作品作文章？相信没有人会选择前者。不难看出，正因为盛名之下，其实难符，为名所累的刘焯弄错了追求的方向，不仅没有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反而成了被人遗忘的“挖井人”。仔细一想，刘焯失去的不光是这些，按他当时的潜质、年龄和天赋，如果再接再厉，博采众长，完全可以超越已有的成就，别说是成为“孔子第二”，再兼一个“张衡第二”都没有问题。
培根说过：“幸运与厄运各有动人之处，不管我接过的是什么，都不须张狂与沉沦。”命运给了刘焯太多的机会，但刘焯在人情世故的眼花缭乱中不断迷失，终于一次又一次与更多更好的机会失之交臂。回过头来看，刘焯的教训，实际上在每一位功成名就的青年身上都有可能发生。历经沧海桑田，刘焯仍因其在天文事业上的特殊贡献复又名垂青史，但是，发生在他身上的那些令人叹息的故事，始终如一条摆不脱的影子，将他牢牢锁定在史鉴的反面。这不仅成了刘焯本人的悲剧，也成了科学界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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