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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亚成功后，广州预计有2200亿资金投入城市建设，将极大改善广州基础设施、区位、环境等非流动要素状况，吸引更多流动要素，因此，亚运被视为推动城市发展的引擎。这次广州亚运场馆开发，如果单纯依靠政府投入，财政资金捉襟见肘，专家提出摆脱过去完全依赖政府的思路，场馆开发过程和手法市场化，采用多元化筹资手段，引入社会资本。本报记者 谢若闲 实习生 崔奕芳巴塞罗那奥运会使巴塞罗那从一个普通的中等城市一跃为欧洲第7大城市。没有人再怀疑现代体育孕育的神气力量。“举办亚运会无疑给广州提供了绝好的
融入亚洲乃至世界的机会，城市建设，特别是城市公共空间环境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水平都会因亚运的刺激得到迅速提升。”在4月8日－9日在广州市艺术博物馆举行的“2005亚运广州－广州城市设计论坛”上，东南大学建筑学院院长、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王建国情不自禁地发出这样的感叹。此间，广州市相关部门首次正式公布了广州亚运规划白皮书———《面向2010年亚运会的广州城市发展》，提出广州城市空间发展“一主三副”、“两心四城”的战略构想。引人瞩目。1987年，作为六运会主场馆的天河体育中心的建设，直接带动了周边地区的发展，并成为广州的新城市中心区，1998年—2001年，以九运会为契机，广州城市道路交通设施投入高达339亿元，有力地带动了白云新城、黄村地区的发展。可以预见，2010年亚运会的召开将再一次为广州的城市发展带来新的契机。
引擎计划与投资风险
申亚成功后，广州预计有2200亿元资金投入城市建设，将极大改善广州基础设施、区位、环境等非流动要素状况，吸引更多流动要素，因此，亚运被视为推动城市发展的引擎。但是，鉴于1964以来，世界体育经济领域出现的“后奥运现象”给主办城市带来的影响，许多与会专家都特别关注亚运会体育设施的后续利用问题。所谓“后奥运现象”是指奥运会开完之后，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急剧下降，造成经济滑坡，导致整个经济体系发展停滞。“无庸讳言这种借助某一盛事推动城市建设的模式具有偶然性和阵发性的特点，同时由于客观上建设周期在事件上有压力，还有可能带来一系列应景式的建设弊端，有可能造成非理性草率决策的诸多后果，这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陶郅说。正如一位雅典奥组委官员所说：“要知道，他们（奥运会的参赛运动员和官员）只在雅典住20多天，而我们才是这座城市长久的主人”，这对于广州来说也是一样，广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江峥举例，“悉尼奥运会场馆开发建设中，大家把目光都集中在如何办好这届奥运会上，却忘记考虑赛后的事，以致赛后运营难题迫使政府对主赛场进行调整”，所以，“不能只注重短期赛事使用效果，而忽视赛后长期运营的持续生存能力，这是悉尼奥运会带给我们的教训。”江峥认为，要避免这些问题，重点是处理好场馆赛事短期使用与赛后长期运营、亚运场馆开发和城市建设的协调关系，他说，广州体育场馆开发建设工作，也应该着眼于长远，协调好这些关系，例如，场馆设备完善，席位分类设计，多采用临时席位；场馆功能设计考虑赛时使用和赛后运营的结合。英国皇家特许建筑师、英国TFP设计公司中国区董事吴晨也对此现象表示关注，他说，对于长远的发展，最重要的是在可能的条件下预留未来发展空间，同时预留在各种因素影响下调整与变化的可能，对已经预见到需要建设的项目应该预先作出规划和城市设计，即使当前没有能力或者不需要即时建设，也要在规划和城市设计中留出空间，他说：“在重大项目的规划和城市设计上，要有超前性的整体统筹和把握。”
多元化引入社会资本
从奥运会的历史来看，真正开始搞商业开发的，是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之前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基本上是前苏联政府的投入，洛杉矶奥运会组委会主席尤伯罗斯的功劳就在于他创造了一个新模式———依托社会承办奥运会。但国际奥委会经过各方面分析，发现只有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美国，才能搞成这种模式。于是，1988年汉城又回到了以政府投入为主、加上大财团赞助的模式。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也是政府与社会结合的办法。国际奥委会根据各种模式来看，最成功的还是“政府＋社会力量”的两者结合模式。原国际奥委会副主席、国际奥委会执委何振梁在此前接受记者采访时就曾说：“政府着重的是基础设施方面以及必要的体育设施，体育场馆主要是社会投入，这样有利于赛后的利用。”广州的新城开发如果完全由政府财政负担将压力沉重，多元化引入社会资本，让民间企业也可以从中获益是一件双赢的事情。广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江峥表示，悉尼奥运会中澳大利亚体育场的建设成本达35亿元人民币，采用了政府补贴、企业投资和发行债券的多元组合投资模式，这次广州亚运场馆开发，如果单纯依靠政府投入，财政资金捉襟见肘，“要摆脱过去完全依赖政府的思路，场馆开发过程和手法市场化，采用多元化筹资手段，引入社会资本”。据了解，场馆开发建设资金可能的来源包括：政府财政、社会资金、自筹资金、亚组委补贴等。而政府财政投入和社会资本是其中的主要资金来源，专家建议，在处理二者上，可根据场馆可经营性的不同，采用分类运作的方式进行协调：可以把亚运场馆分为非经营性项目（自行车赛馆、举重馆、射击馆等）、准经营性项目（体育场、体育馆、跳水游泳馆等）和经营性项目（羽毛球馆、乒乓球馆、网球中心等）三类。对非经营性项目，可以实行政府为主的投资和运营管理模式；对准经营性和经营性项目，可以充分发挥该类项目的特点，引进国际通用的PPP投融资模式，吸引社会资本“建馆、营馆”，这样可大幅度减轻亚运场馆建设对政府的财政压力。广州市规划局局长潘安在回答《天下》周刊记者提问时表示，在广州亚运的投资融资问题上，“肯定是要全社会投入的”，但申亚以来，相关政策政府一直在考虑当中，而对于规范亚运场馆建设招投标管理的问题，他说：“我们不会专门为了亚运会或其他某个特别事件制定另一个制度，广州原有的制度已经足够。”他同时还表示，在亚运前景下，广州服务业正在崛起，但这并非政府行为，而是市场作用的结果，他透露：“根据目前投资意向分析，广州已经审批、报批的五星级酒店有10－20家。”4月9日下午，与会专家达成“亚运广州－2005广州城市设计论坛麓湖共识”，“共识”中称，“广州作为一座区域性中心城市，亚运城市建设可以为中国在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崛起体现其应有的价值和意义”，对于立志成为国际大都会的广州，也许这仅仅是开始。（侯颖／编制）（来源：金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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