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监局过于疲惫，公检法有些劳累，四大行已成累赘，股改上市好像是一朵带刺的玫瑰。”这是一位网友对近期银行大案、要案频发留下的感慨。

    银行业丑闻近来是层出不穷：建行吉林分行朝阳支行、铁路支行被诈骗3.2亿元，管理人员涉嫌携800万美元外逃；农业银行包头市市府东路分理处、东河支行内部人员与信用社及社会不法分子相勾结，骗取银行高达11498.5万元贷款；中行大连分 行营业部的工作人员挪用600万美元用于网上赌球；接着，中行北京分行曝出更大的案件，在给北京“森豪公寓”项目发放按揭贷款的过程中，高达6亿多元的巨额资金被骗贷；接踵而来的还有农行清丰县支行4名员工为实现一夜暴富，集体挪用700万公款购买体育彩票……

    “这些案件的连续发生暴露了商业银行在内控方面缺乏责任的约束以及能力上的低能”，一位中行内部员工评价说，“类似案件应该还很多，这仅仅是冰山一角。”

    股改过程突现信任危机？

    一系列案件的接连曝光，令人目不暇接，而且金额也是触目惊心。这些案件暴露在中国金融改革的攻坚阶段，显得更为引人注目。“一位中行小支行行长竟然能轻而易举带走十个亿资金，这叫什么事呀？”一位业内人士质疑，中国银行业的风险控制能力还能相信吗？英国《金融时报》甚至在3月29日规劝外国投资者，在考虑投资中国银行或中国建设银行之前，应该三思而行，因为四大行的规模会导致出现管理层雷区或本质上的道德危险。

    一位网友的评论更为尖锐，认为别看中、建行去年改制时风光一时，各项数据均达标，其实离上市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内部腐败、结构调整，是一道绕不过去的弯。他甚至认为，“中国银行业似乎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高危期。”

    对此，华林证券有限公司研究所副所长刘勘认为，金融案件的如此频繁爆出，确实是过去从未发生过，给银行的声誉带来不好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应该引起高层的重视。但事情都有两面性，若能因此促使银行完善体制、规范管理、堵塞金融监管的漏洞，也不一定是件坏事。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的范建军则直接驳斥了银行业进入高危期的说法。他认为，案件何以如此集中，跟银行股改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审计力度加大了，才把历史旧账翻出来了，这一点都不奇怪。“这些案件都是过去几年发生的，当时银行道德风险非常严重，缺乏完善的制度，通过股改彻底清查一遍，核清资产，应该是好事。”

    对于外界认为，银行改革几乎完全由政府单方推进，包括注资、成立董事会、引进国外董事等一系列“外科手术”，这只能给国有商业银行带来了形态上变化，并质疑银行方面自我宣称股改“成效显著”的说法。范建军指出，不能因为案件的出现而抹杀了股改的成绩，“客观上说，通过股改，有的商业银行在效率上确实有很大的提高。”

    一块难啃的“骨头”

    面对接二连三的银行腐败案件，中国银监会纪委书记胡怀邦坦言，这些案件的发生充分暴露了商业银行内控监督的不力。中行新闻发言人王兆文也不得不承认，“在我们银行内部确实内控机制薄弱，风险管理有缺陷。”

    近来的几起金融大案中，多有私刻印鉴、印章，制造假金融票据的现象存在。而这些手法，没有“内外鬼”勾结，诈骗是很难得逞的。

    如中行的“森豪公寓”骗贷案，有知情人士称，假按揭几乎是作为一种“潜规则”存在于房地产业，该案几乎是展示了一起经典的骗贷操作，并且数额特别巨大。“像这样的骗贷大案，如果没有银行内部的人里应外合，是不可能实现的。”

    而建行3亿存款神秘蒸发则是祸起银行的揽存“冲动”：只要拉到存款，便不考虑业务办理的合规性，委托一个中间人为其拉进存款，结果给了不良分子可乘之机。

    还有一个原因是，国有银行分支行一把手的权限过大。“掌握人财物等各个方面的权力，用的人也主要是一把手信任的人”一位股份制银行客户经理分析，很多大案要案，很多都是一把手造成的。由于分支行权力过于集中，缺少风险部门的监督，因此有章不循问题严重，一些重大项目贷款条件不查实就发放。“比如原河松街支行行长高山属于中层干部，一朝权力在手，就从中攫取个人利益。”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副所长赵锡军认为，真正将商业银行推入被动境地的，实际上还是其内控机制评价不够科学、“防火墙”虚设、内控监督不到位、权力监督真空等等“老毛病”。

    由此看来，中国银行业的股改，还真是一块难啃的“骨头”。

    如何走治本之路

    对于外界的种种评论，王兆文宣称，针对部分基层网点规章制度不落实，内控机制不到位和一些员工职业操守存在的问题，中行正在认真吸取教训、举一反三，对全辖所有经营性机构开展“拉网式”大检查。

    2月21日，王兆文披露，中行已正式聘任美国籍专家董乐明先生（Lonnie Dounn）担任中国银行信贷风险总监职位。这是国有商业银行第一次在高层管理人员中引入国际专才担任实职的重要尝试，业界评论，这“表明了中国银行大力推进改革、强化公司治理，尤其是加强风险管理能力、提高风险管理水平的决心。”

    工行则在加快进行架构改革，据悉，其上海分行目前形成的思路是，依据总行规定的事业部制的模式，将会按照资产、零售和新兴业务三大条块实行垂直管理，同时弱化以前按行政区域设立的支行，上收支行费用支出、信贷审批等方面的权力。

    从总分行制向事业部制转变的改革模式是美国、欧美的舶来品，20世纪80年代之后，这种“扁平化、垂直化”的经营管理变革，逐渐成为银行的主流管理经营方式。这也是银监会目前督促各商业银行尽快实施的机构改革的方向。

    不过，范建军认为，扁平化是一种趋势，但不是对任何银行都适合的。正确的做法是把治理结构先建立起来，内部管理机制、架构如何搭，应由管理者自行选择。如果监管层一定要银行实施扁平化，则是一种干预，反而不好。

    刘勘认为，金融案件在一些体制比较完善的国家也会发生，关键是制度要落实到位。目前国内银行的管理还停留在“人治”阶段。从这几个案件看，要挪走大量的资金，不是一两天的事，而且要经过很多环节，这里面有制度不健全的原因，也有人为疏忽的原因。因此最重要的还是制度建设，从前台到后台，有一系列配套措施，每一环节都把好关。

    工行行长姜建清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建设真正的商业银行，最重要的是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包括法人治理结构、经营模式、增长方式、资产结构、财务结构、组织结构、内控管理及业务流程等诸多方面的改革。“要完善公司治理，实现增长方式和经营模式的转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持续不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