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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印地安那州坡尔大学的郑作园教授在1980年代初期所提出的“大中华经济圈”，其意旨则在于建立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自由贸易区。我们认为，“大中华经济圈”有着坚实的经济、文化、社会以及政治基础，它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根据美国《商业周刊》对“大中华经济圈”的研究，1998年到2001年，“大中华经济圈”在世界出口贸易中的比重由6.9％上升到9.6％，已超过日本；预计到2007年，该比重将
达到13.7％，届时“大中华经济圈”的进出口总值将达到2万亿美元，是日本的一倍，达到美国的三分之二。世界银行估计，到2007年，按购买力平均计算，“大中华经济圈”将取代欧盟，成为一个拥有国内生产总值达13万美元的经济实体。经济前景得到世界肯定可见，大中华经济圈的发展前景已得到了世界的肯定。2003年，中国大陆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签订了《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简称CEPA），及有关磋商纪要《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机制的建立加速了港澳台地区与大陆内地经济的融合，成效卓越。CEPA可以看作内地迎接兑现入世承诺前的练兵，是进一步对外开放的试点，通过CEPA，内地可以以较低的风险和成本，赢得适应期和缓动期，获取宝贵经验，为未来全面开放打好基础。CEPA不仅仅是内地与香港双赢互动的经济合作制度安排，更重要的是从现实的层面上说明了大中华经济圈在经济上所带来的巨大效应。在面临台湾对大陆的经贸关系始终没有正常化的情况下，台湾多位产业界人士目前呼吁当局应重视“大中华经济圈”视野，多听产业界声音，更有效地协助民间企业解决问题。四地文化一衣带水“大中华经济圈”形成和发展的另一基础是包括语言文化和儒家传统在内的文化基础及由此形成的社会纽带。首先，同一语言文化背景，相对于其它外来语言（比如英语）具有较低的交往成本，因此是四地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强大的基础。其次是儒家传统的影响。没有哪个民族的文化可像儒家文化那样作用于人们的行为。儒家传统的教化作用和韧性深深地影响了中华民族。从美洲的“唐人街”到非洲索马里的华商，他们都保持儒家传统中吃苦耐劳、和为贵和诚信的品质，由此而形成了重视协商和双赢的商事精神，从而大大降低了商事交往中的交易成本。儒家传统中另一重要特征是故乡情节及由此引致的寻根情结。利用大陆丰富的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的优势成为海外华商与乡亲父老“达到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华商的投资和捐助一度成为沿海地区的不可或缺的动力。这种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和文化皈依决定了“大中华经济圈”有不同于其它一般自由贸易区的显着特点。在历史上，香港、澳门、台湾都曾受过外来侵略者的侵略，但这三地的文化都决不是他国文化的变种。这种强烈的文化认同感是推动“中华经济圈”发展的一个基本动力，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区域经济四地构筑核心层在“经济全球化”成为人所共知的事实时，区域经济一体化也在迅速发展。从某种程度上说，“经济全球化”在经济学上是不完美的，它只能作为各国长远的奋斗目标，而要实现这个目标还需要妥善处理并兼顾各国的眼前利益，尤其要兼顾涉及一国国计民生的重大利益和应对紧急、特别情况的能力。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建立一种现实而稳定的国际秩序。中国在加入WTO以后，积极加强与东亚各国经济联系，推进经济区域化进程。除中、日、韩与东盟10国的合作框架机制（10+3）机制持续运作外，自2001年启动中国与东盟10国10年内组合成自由贸易区的协议（10+1）合作。中国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是在“经济全球化”客观上并不完美，它的实现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的基础上提出的。确切地说，是在1999年WTO西雅图会议后，中国扬弃了以往的国际单边主义而改采区域多边主义开始的。有专家指出，中国作为政治大国和经济大国，无论是从全球战略还是从地区战略的角度，都需要建立以自身为核心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在这个战略中，内地、香港、澳门和台湾将构成最紧密的核心层，东盟和东北亚国家是紧密联系层。我们认为，在“两岸四地”之间，应该更多的依赖文化和观念中“重协商”的传统，建立自身的解决贸易过程发生的摩擦和纠纷的机制，而不仅仅依赖某些国际机制。CEPA机制的建立表明“大中华经济圈”已从概念走向现实。香港和澳门与大陆经贸往来形成了以特区基本法及相关机制为基础的“商谈”框架；《反分裂法》的出台及国民党副主席江丙坤大陆之行昭示着，经济大潮势不可挡，两岸商谈机制的建立仅是时间上的问题。我们寄希望于“两岸四地”商人交往，也寄希望于“两岸四地”的行政当局进一步完善和协调“两岸四地”商事立法，建立有效的贸易纠纷解决机制，促进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发展，使“大中华经济圈”日臻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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