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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管理中“宽”和“猛”本无所谓对与错，运用之妙，关键在于对景。也就是平常人们所引用的武侯祠正门楹联“不审时宽严皆误”。然而三代以降，管理有建树者，绝大多数是以“猛”取胜，我想是因为三代以降，人心日渐浇漓，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在上不以德起，在下不以道行。明白了这一点，对现实中管理有为者往往口里在说“不审时宽严皆误”，手里却只见严不见宽就好理解了。受孔子推崇与其同时代的政治家只有郑国的子产。等到子产执政时，郑国外有楚晋两个强邻夹剪，内有巨室兴风作浪。子产深知，习于因循苟且的郑
国不经过一番革新整饬，无以应对危局。鉴于此，他在政治、经济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严厉措施。其中一项就是编定刑法，铸成刑书，露布天下，严格执行。子产执政一年后，人民视之如虎，骂道：“取我衣冠而褚（贮）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子产执政三年之后，人民视之如父，赞道：“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子产有如此成就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对管理中“宽”与“猛”的认知。且看一看他临终之前对继任者是如何说的就知道了，“世上只有非常之德的人可以靠宽纵服人，其次莫如用猛力，你看火因为它猛烈，人人望见他，就惧它，故而因它而死的很少。但水，因为软弱，人人都去狎玩它，故而因它致死的很多。”无独有偶，诸葛亮对管理中的“宽”与“猛”的理解与子产有异曲同工之妙。益州初定，诸葛亮就拟定刑法，这部法典不但完备，而且峻刻。诸葛亮的解释是，“刘璋暗弱，德政不举，威刑不肃;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残；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弊，实由于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审时过后，说句不得人心的话，作为管理者，只要不忘记有用宽的地方，在绝大多数时候用“猛”，不至于有大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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