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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春阳
先打一个比方。比方说就在今天，我计划什么都不做，不写文章，不读书，也不打算出去，就躺在床上睡大觉。突然有警察闯进来，把我带进了局子，还是坐车去的，然后把我关进一间房子里，房子里有床，有洗手间，像宾馆一样，比自个家还舒服，我就在那睡了一整天。第二天，我无罪获释。我好像什么都未损失，与我原来计划的一样。但，且慢，我什
么都未损失吗？我失去了一整天的自由，还受到了精神上的巨大伤害。
为什么要打这个比方呢？
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赔偿工作办公室日前下发《关于转发2004年全国职工日平均工资的通知》，并计算出作为检察院违法侵犯赔偿请求人日平均工资的标准——63．83元。于是就有公民对此标准提出疑义，认为这个标准“无视赔偿请求人的国籍、职务、年龄、技能、收入、受损情况不同的事实差别，采取了‘一刀切’的计算公式，对于无业流浪者等收入水平较低的人来说，也许比较‘划算’，但对于科学家、企业家、外籍高管等高收入人员来说，赔偿显然远远低于其所受到的损失，无法体现法律的公平。”（4月5日《中国青年报》）
不管是最高人民检察院的那个《通知》，还是质疑《通知》的作者，都只在赔偿请求人的经济损失上打转转，而忽略了更为重要的一点：当一个人被错判入狱，其实质不是被剥夺了劳动的权利，而是人身权利。
一直以来，“国家赔偿”的“象征性”备受舆论的诟病，但其实，“象征性”正是“国家赔偿”最重要也是最首要的构成，至于误工费、医疗费之类，倒只是它的附带成份。为什么说“国家赔偿”是“象征性”的？因为自由、尊严失去之后，永远难以找回——经济上的损失可以弥补，而自由、尊严的失去则如时间，逝者如斯夫。保护公民合法权利尤其是人身权利，本是国家存在的目的与存在的前提，那么，来自国家的对公民人身权利的侵犯就尤其不可容忍，国家必须为其错误付出代价，有所表示。
但其“象征性”，绝对不是指只赔一块钱的“象征性”，而是恰恰相反，“国家赔偿”的象征性必须要用足够多的经济补偿加以体现。而且这个补偿应与误工费、医疗费之类的补偿相剥离，不能以误工费、医疗费为参照。人们应还记得，中国公民赵燕在美被美国公务人员殴打至伤，赵燕索赔500万美元——500万，在我们看来这样高的索赔可谓狮子大开口，而在美国则甚是平常。这个500万就绝对不是以误工费、医疗费为参照，也与公民之间的权利赔偿有着根本区别。
“国家赔偿”的“象征性”不仅旨在让受害者得到精神上的些许慰藉，另一方面还是对自己责任的承担，自愿的承担或不自愿的承担，总之必须承担。很显然，只有足够多的赔偿才能体现责任，反之则反之。而“国家”的责任，则最终要落实到具体的个人，紧随“国家赔偿”打折之后的，一定是某些人逃脱法律的追究。
赚了还是赔了？人身权利的价值不能如此计算。一天的自由只值63．83元，固然可怜兮兮，但即使把其中的小数点去掉，就能完全体现自由的价值吗？这决定了“国家赔偿”的“象征性”，也决定了“国家赔偿”的“象征性”不可以是象征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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