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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问中国食品安全标准
最近一段时间，一批知名食品生产企业纷纷卷入食品安全危机漩涡，就连一向美誉度很高的肯德基、亨氏辣椒酱、立顿红茶、卡夫乐之三明治饼干等抢滩中国市场的洋食品也卷入其中，这不得不令人反思：我们还能吃什么？
一问：谁来帮助消费者鉴别哪是“绿色食品”？
记者在北京一些蔬菜市场和超市看到，标示着“绿色食品”的苹果、茄子、西红柿、韭菜等农产品越来越多，价格一般是普通蔬菜、果品的2倍左右。北京师范大学的张教授说：“现在媒体有关食品安全的曝光越来越多，可消费者怎么能辨别哪把韭菜是绿色食品？”
的确，当前绿色食品市场较混乱，农业部有关专家说，一些企业擅自使用“绿色食品”标识；有的将“绿色食品”标识直接作为商品名称或者包装使用；有的超过许可使用年限，仍继续使用“绿色食品”标识；有的地方政府违规批准企业使用“绿色食品”标识。辽宁有关部门前不久检查发现，市场上假冒绿色食品比例竟达80％。这些现象严重损害绿色食品的形象，致使一些地区绿色食品滞销。这一现象显示我国食品生产和流通监管的脱节问题。据专家介绍，在我国食品安全标准中，大多是生产和加工标准，流通环节标准只占二十分之一。而在国外，比如，美国和英国定期对流通领域的所有食品商家进行抽查，能随时责令按标准整改，严格按法规处罚。为此，一些专家认为我国急需一部能打通生产和流通环节的食品安全监管法规。一些消费者则呼吁有关部门能在批发市场和超市装备简便易行的监测设备，并探索新的市场监管办法，以确保消费者吃上“放心食品”。
二问：已有标准为何屡遭“执行难”？
据农业部有关专家介绍，我国食品相关标准由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企业标准等四级构成。目前我国已制订了包括各类食品产品标准、食品污染物和农药残留限量标准、食品卫生操作规范在内的众多标准。但暴露的案例来看，不少标准没有得到有效执行。
有关部委权威人士分析认为，标准“执行难”的原因很复杂。主要是标准分散交叉，缺乏协调机制。目前的各类食品标准分散于农业、质监、卫生等六七个部门，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QS”（质量安全）制度等，多种标准在市场上往来冲突，不仅百姓云里雾里，就连企业也不知就里。
据记者了解，我国食品安全的法规，目前有产品质量法、食品卫生法、《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等，具体的食品质量标准近3000个，但遗憾的是，这些法规和标准由于多头管理，存在严重的交叉冲突，同时又都不全面。有关专家警告说，多头监管，实际上造成了“谁都管不好”的局面，出现了一些监管的“真空地带”，出了问题后，又互相推诿，或默不作声，这种局面必须尽快通过体制创新得到扭转。
三问：标准监管部门为何频频“缺位”？
记者最近在北京高校采访，不少人提出质疑：像苏丹红事件，为什么直到欧盟市场禁入含苏丹红食品一年半后，运用欧盟标准进行检测才引起我国有关部门重视？十多年前就禁用的“苏丹红”，不法奸商们却一直大肆在用，我们的众多监管部门此前都在忙什么？
事实上，苏丹红事件比较集中地暴露了“监管缺位”问题。如果仔细观察近年来工商、质检等部门的“监管政绩”，其管理重心主要集中在查处假冒伪劣产品，诸如劣质奶粉、毒大米、假冒食用油等，至于食品内在成分和含量是否合格，则很少列入检查范围。
一些消费者说，对于屡禁不止的食品安全问题，该处理的不处理，一次次“手下留情”，甚至进行权钱交易、以权谋私。像去年的“阜阳劣质奶粉”事件，正是因为生产、经销等管理部门监管失职，才会造出那么多“大头娃娃”，某种程度上说，这无异于谋财害命。
四问：我们离国际标准还有多远？
最近立顿红茶涉嫌“氟化物超标”事件引人注目，农业部有关专家出面替立顿红茶“正名”，结果饱受质疑。某种程度上说，这一事件彰显国内行业标准门槛过低，从而引发国人对食品安全评价标准的高度关注。有关专家坦言，我国早已加入ＷＴＯ，国内一些食品标准明显老化，必须尽快与发达国家接轨，否则将处境尴尬。受各方面的压力影响，去年年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农业部等九部门终于出台食品国家标准的修订计划，开始对现有食品行业的国家标准体系进行调整，将使采用国际标准的比例由23%提高到55%。这实际上显示，国内标准与国际标准的距离还相当大。
家乐福(中国)食品安全基金会秘书长说：我在中国广州看到，市场上的肉是用摩托车送来的，他们直接把猪肉放到货架上卖了，肉能这样去卖吗？顾客会买吗？这说明，中国目前还没有完整明确的冷链和热链供应链。据了解，在我国，农产品的追溯性标准系统基本还是空白。目前，我国种植业和养殖业的源头污染对食品安全的威胁较大。其中，农药和兽药对食品源头的污染是主要问题。统计表明，目前全国存栏猪是4亿头，97％是散养的，这意味着市场上绝大部分猪无法确认其来源。专家说，在发达国家，每一头猪、每一只鸡的来源都很明确。无论从国内食品市场安全还是提高食品出口竞争力的角度讲，我国都急需“补课”，尽快与国际标准拉平，否则我国农产品将面临重重“壁垒”，难有作为。
食品安全监管需要三个“杀手锏”
“一面是千万个小作坊分布在村村镇镇，一面是多头管理分散了监管力量；一面是层出不穷的新产品，一面是少得可怜的质量标准；一面是高科技的造假手段，一面是落后的检测设备。”河南省一位市工商局副局长这样描述当前国内食品安全的监管手段。
法律法规、标准体系、检测设备，一直是政府食品安全实现有效监管的重要手段。但是，尚未完善的监管体系屡屡出现漏洞，有待提高的监管手段使违法犯罪分子有了可乘之机。
法律法规：无法覆盖食品产销全过程
“食品从生产到消费、从农田到餐桌，构成了一个相当复杂的链条。政府的监管行为必须保证其中任何环节都不会出现安全隐患。”
来自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的专家杨强指出，法律法规是国家开展食品安全执法监督的基础和依据，稍有欠缺都会造成执法监督空隙，导致负面效应。然而，目前我国食品法律法规体系还无法覆盖食品产销的全过程。
作为保障我国食品安全的核心大法食品卫生法，就无法体现从农田到餐桌的全程管理，留下了许多执法空隙和隐患。而具体法律法规，如动物防疫法和生猪屠宰管理条例只对动物疫病的检疫作出相关规定，对瘦肉精类等有毒有害化学物质则只字未提；兽药管理条例对兽药的生产、流通和销售有相关规定，但对广大饲养户的用药这一重要环节没有任何规定；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明文禁止在饲料生产加工过程中添加违禁药物，但对众多的养殖户在自配饲料中掺入违禁药却没有相关规定，为违法行为留下了空隙。
杨强建议，以对食品从农田到餐桌的生产经营全过程实行管理为主线，以保护国民健康为第一先决条件，确保食品安全性，应采取一系列必要的管理措施为基本指导思想，参照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的通行做法，尽快出台一部食品安全法。
标准体系：数量只有国外八分之一
最近，国内许多省份接连查出含有致癌色素“苏丹红一号”的食品。令人震惊的是，早在1995年欧盟食品法就已经禁止在食品中使用“苏丹红一号”，但国内直到今天才意识到这一点。
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食品安全协调司有关负责人介绍，当前，化肥、农药、生长调节剂等在农产品中大量残留，滥用和违禁使用兽药的现象相当严重，使用违规化学原料和工业用料加工食品的行为屡禁不止。与此同时，我国食品安全标准数量偏少，与国际标准接轨程度不高，制定标准所依据的方法和模式也十分陈旧。
目前，我国大约有食品卫生标准500项，这只是世界卫生组织食品法典委员会制定食品卫生标准数量的八分之一。我国对允许使用的136种农药制定了相应食品中的残留量标准，而世界卫生组织食品法典委员会、美国和欧盟制定的相关标准分别为395、489和1176个。我国食品标准与国际接轨的程度也很低，采用国际标准的还不到一半，而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英、法、德等国采用的国际标准已达80％，日本更是超过90％。另外，当今发达国家都采用危险性评估这一新的科学技术制定标准。但在我国，危险性评估知识的普及程度低，从事危险性评估技术力量薄弱，在标准的制订、修订中远没有全面做到以危险性评估为依据。
这位负责人指出，科学依据充分的标准是判断和控制食品安全性，保护人民健康，推动国际公平贸易，维护国家利益不可缺少的技术支撑，加强食品安全标准体系建设已成为当务之急。
检测设备：化验蔬菜农残需要半小时
“在集贸市场上，检测一例蔬菜的农药残留情况，通常需要半个小时。商贩等着卖菜，顾客等着买菜，都着急得很。像米粉这类速食品，也没法做到即时检验。”据湖南省常德市“放心食品”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孙大忠反映，目前，食品监管部门的检测技术和检测设备普遍比较落后，基层检测人员的数量不够，素质也有待提高，这已经成为当前制约食品安全体系建设的“瓶颈”问题。
“目前，常德市的米粉只能靠卫生部门每个季度抽检一次，存在着很大的安全隐患和漏洞。”
据了解，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尚未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测系统，缺乏全面的、连续的食品污染和食源性疾病监测数据，严重制约了危险性评估技术的应用；危险性评估知识的普及程度、技术力量明显不足；食品中化学物卫生标准的依据尚未全面进行危险性评估；致病微生物的危险性评估也刚刚起步。因而，对某些重要的食品污染物和食源性疾病的暴发缺乏预警的科学基础。
此外，由于技术和设备的限制，相当一部分添加到食品中的工业原料还无法检测出来。比如，用于制造劣质酱油的“毛发水”，主要成分为氨基酸，与正规酱油中所含的氨基酸成分一致，国内现有的技术和设备难以分辨两种酱油的区别。
孙大忠建议，国家应加大科技投入，尽快研制蔬菜农残速测仪、米粉质量检测仪等快速、方便、准确的食品检测设备，缩短检测时间，提高检测精度。
（信息来源：宁夏商务厅） （信息来源：宁夏地方商务之窗子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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