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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五
我们确认，一段时间以来舆论针对中国改革出现的讨论，其焦点乃是基于对公平的考量。而作为与中国改革进程相伴生的开放，如果说目前其也到了要求我们以新的眼光去审视这个过程的时候，那么，来自时代对公平的诉求同样也应该成为我们的一个基本视点———尽管人们对此问题的讨论并不如对改革问题讨论那样掺杂了太多的意识形态分歧。
3月上旬，当“奥凯航空”宣告我国内地首家民营航空公司的航班开通，评论认为，这在标志着国有航空企业对民航运输市场的垄断被打破的同时，也意味着中国的开放进程跨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而解读此前下发的《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人们或许相信，像中国民航业对“奥凯航空”开放这样的事，仅仅是中国众多传统垄断行业陆续向民营企业开放的开始。无疑，“奥凯航空”或《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所标志的新开放，是公平考量和公平指向下的开放。此与一段时间来令人关注的税制改革中的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等是具有相同出发点的。可诠释这种新开放概念的例子还有近期以北京为代表的中国城市向农民的进一步开放。
与中国城市向农民进一步开放这个取向有关的，还有在今年“两会”上成为热点话题的“中部崛起”———这个继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战略实施之后的又一个区域发展政策无疑正是公平考量和公平指向下的新的开放选择，其也正是对过往开放轨迹的一种校正———20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中国地区差距在放权让利和沿海特殊优惠政策的作用下，地区差距不断扩大的过程。
应该说，在新的开放概念中，“对内”的涵盖较以前要大得多了。由于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的对外开放已变成了一个近乎于程序化的进程，更多地受到来自外部的硬约束，因此，它赋予我们讨论的空间似乎相对要小了些。其实未必。
现在我们面临的局面是：一方面，新一届政府领导下的中国经济，“从一开始就抹上了比以往更为浓重的国际化色彩”，中国经济进一步开放的趋势将有可能变得更加明显；另一方面，从今年1月1日开始，我国将进入入世后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后过渡期”，今后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将不仅是对相关产业带来影响，更重要的是对经济体制带来影响，尤其是对政府体制带来影响。最后，在新的对外开放逐渐以“中国企业正在大步走出去”态势拓展的背景下，如何让“中国价格”、“中国规则”、“中国标准”等争得在世界市场上的发言权，成了我国在参与国际经济活动时面临的严峻挑战之一。
也许，对于中国的对外开放，值得我们提出问题的仍然远比我们目前对对内开放可以提出的多，比如说对现行的外汇政策，简单的疑问是“什么时候能将汇率逐步放开”？殊不知，正是这个问题便可将我们在这里所提到的对外开放选择完全“双面刃”化！此外，诸如“怎样才能使外资长期留在中国”、“中国的经济外交之于开放的意义”、“资本项目开放后的局面”等等———实际上，中国进一步地对外开放赋予我们讨论的空间其实一点不小。
（实习生/编制）（来源：金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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