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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众所周知的是，珠三角等地出现民工荒问题，工资低与劳动条件差是普通工人短缺的重要原因。权威的说法是，在珠江三角洲地区，12年来，农民工月工资只提高了68元。还有调查发现：在广东地区，平均月工资(含加班)800元以下的普通工占80％多，超过1000元的只占了6．54％。
这些统计数据反馈到决策者层面时，到底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我们不得而知，能解决
什么问题目前也不得而知。
但对一些南下的民工而言，首先感受到的就是“黑”。“黑”，是民工初来乍到的见面礼。从“黑中介”到“黑工厂”，在这种近乎“产业化”的运作中，是民工对一个地区用工环境的彻底失望。
“黑中介”为什么黑？因为好的工厂不缺工人，工人蜂拥而至，广州就出现了数千人争夺数十个岗位的场面。对中介而言，好工厂是一种稀缺资源，僧多粥少，根本就不用中介介绍，那就只有“黑民工”的钱才能赚钱。“黑工厂”为什么“黑”？因为其产品缺乏竞争力，以“截留民工工资的方式来降低成本是提升产品“竞争力”的一条捷径。
在广东，有很多企业没有给民工上保险，这是公开的秘密。问题却在于这些老板会这样“诉苦”：如果给工人上保险，我的企业就只有垮掉。其利润的来源不言而喻。
但造成民工荒绝对不止上面所述的一些原因。
国家发改委的经济学家王一鸣曾给广东缺工人的企业开了药方：战略眼光。他的原话是这样说的：“有长远战略眼光的企业家必须注重劳动力成本的支出，除了要增加薪酬外，还要增加员工知识和技能培训的支出。这种药物的好处企业难道不知道？非，企业可能比王一鸣更早明白，理解得更为透彻。
王一鸣的说法其实代表着学院派的观点，拔高地说，它是产业升级、地方经济结构调整，甚至还意味着国家经济发展的长远利益。但这些中小企业却以既得利益者的身份出现，既得利益者更在乎的是眼前的利益。应该说，是既得利益者们的集体行为，才导致了民工荒现象的爆发。
既得利益者不仅有一小撮企业主对利润的扭曲性追求，更有地方政府部门为追求片面的发展与政绩的需要而过度地容忍与纵容。
要不，一些工人代表怎么刚刚与厂方谈判完待遇问题之后，接着就是这些工人代表被相继扫地出门，而作为劳动保障部门却保持了不应该的沉默。
更有甚者，广州有一家企业，工人因害怕直接与厂方对话而落入被工厂开除的命运，因此选择了与劳动部门对话，但就是在如此谨慎小心的情况下，这些因劳资关系而为更多的工人仗义执言的代表，在谈判“胜利完成后，依然没有规避被开除”的厄运。最后闹大了，这些工人代表还将劳动部门告上了法庭，上告的理由是：劳动部门是告密者。
幸好，那种“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果还没有出现。民工荒目前所表现出来的是市场经济价值规律所起的调节作用。民工们用脚对那些企业的用工待遇进行了投票，开始了新的寻找、新的迁徙。
与此同时，那些依靠降低劳动力成本来增加竞争优势的企业，其道路越走越窄，直至进入死胡同。这恰好反映了劳动力的价值规律和无限制地破坏这种价值规律之后所必然付出的代价，而伴随着这种价值规律出现的是企业优胜劣汰的加速与经济结构的调整。《中华工商时报》
（实习生/编制）（来源：金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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