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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读偶记孙存准
在中国近代史上，张之洞是一位不可忽视的人物：他与曾国藩、李鸿章并称为晚清重臣，是洋务运动的最后一位代表。他醉心“洋务”，以图富国强兵，亲手创建汉阳兵工厂。毛泽东就说过：“讲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他还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新观念，一时广为流传，成为后期洋务派最响亮的口号。
1898年4月，张之洞写出了大作《劝学篇》，对自己先前提出的“中体西用”又有所突破。《劝学篇》分内、外篇，其中内篇又分《同心》等9篇，外篇又分《益智》等15篇，共计24篇。张之洞在《劝学篇》的序言中开宗明义地说：“二十四篇之义，括之以五知：一知耻，耻不如日本，耻不如土耳其，耻不如暹罗，耻不如古巴；二知惧，惧为印度，惧为越南缅甸朝鲜，惧为埃及，惧波兰；三知变，不变其习不能变法，不变其法不能变器；四知要，中学考古非要，致用为要，西学亦有别，西艺非要，西政为要；五知本，在海外不忘国，见异俗不忘亲，多智巧不忘圣。”
此“五知”确实催人奋进，至今依然闪着亮光。当然，最具意义的当属第四知的“知要”：“西艺非要，西政为要”。“西艺”指西方的科学技术，“西政”指西方的民主政治。很明显，在张之洞看来，“西艺”是末，“西政”才是本，如果只学“西艺”而弃“西政”，就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就是舍本逐末，就是捡了芝麻而丢了西瓜。
作为“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和推行者，并经历“洋务运动”全过程的张之洞，在“洋务运动”以失败告终后出此宏“论”，应该说与他对“洋务运动”的切身感受和切肤之痛紧密相关。如果说，《劝学篇》是张之洞对其亲历的“洋务运动”的理论总结和洋务思想的系统概括，那么，“西艺非要，西政为要”就源自他的“实践出真知，斗争长才干”。
读过中国近代史的人都知道，一向以“世界中心”和“天朝”自诩的清王朝，在遭受西方列强一连串的“重创”后，也感受到“西人制造之长”，明白“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于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从19世纪6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洋务运动”，在军事、工矿企业、交通运输和文化教育等许多领域，“广泛”地向西方国家学习。
应该说，“洋务运动”以“求强”、“求富”为目的，出发点是不错的。洋务派梦想通过学习“西艺”，从而融入1700年开始的世界现代化进程，进而实现富国强民。但洋务派追寻的“现代化”仅仅是经济和军事领域的现代化，却“忽视”了走向现代化国家共同具备的规律：现代化应是所有领域的现代化，不仅有经济和军事的现代化，还有政治意识的现代化，社会制度的现代化，文化思想的现代化。而按照我国第一任驻英公使郭嵩焘的观点，国家富强离不开政治改革，但政治改革恰恰是洋务派最忌讳的，他们办洋务的目的只是为了维护既有的政治制度。
于是，沉醉于实现经济和军事现代化的洋务派做梦也没想到，中日甲午战争却给他们“轰轰烈烈”地推进了30多年的“洋务运动”划上了一个沉重的句号。其时，洋务派“领军人物”李鸿章苦心经营的“北洋水师”已经号称“东方无敌舰队”（中国当时号称世界第七海军强国），却在与毫无名气的日本海军开战时一触即溃，全军覆没。
对此，后来普鲁士首相俾斯麦说了，中国和日本都派人留洋，但是日本人学习了西方的政治回国后便加以运用，从而自强，而中国人只看到了西方的坚船利炮而没有看到根本的东西，从而沦为列强的盘中餐。由此看来，甲午战争的结局早在“洋务运动”之初就已经注定了：洋务派舍本逐末，学“西艺”而弃“西政”，焉能不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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