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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邃
冷战结束以来，特别是“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之后，世界局势变得越来越扑朔迷离。综合分析，主要有以下十个方面存在不稳定因素：
一、“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与“天下并不太平”的关系
时代主题规定着人类社会的主要活动内容，体现了时代的基本发展趋势。“和平与发展”，展开说就是世界要和平，人民要合作，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和平是促进共同发展的前提条件，共同发展是保持和平的重要基础。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与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之间存在反差。时代主题要统管一个历史时期，是相对稳定的，而国际形势则经常变化，突发性事件很多。时代主题覆盖着全球，而国际形势的动荡往往由局部冲突引起。国际形势中常常发生与和平发展背道而驰的事情，我们还不得不面对天下并不太平这样一个严峻现实。
当今爆发传统意义上的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变小，这从一个重要方面证实了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确定性。但是，层出不穷的热点问题，又导致天下并不安宁。总体和平，局部战争；总体缓和，局部紧张；总体稳定，局部动荡——是对当前局势比较贴切的概括。各国之所以有可能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致力于经济建设或推行改革开放，前提条件就在于上述所说的“总体”形势；给各国带来严峻挑战和造成困难与风险的，就在于上述所说的“局部”形势。
天下并不太平，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充斥经济、政治、军事、科技、文化、人才等各个领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制”在共处中竞争，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从未间断；中小国家或地区核扩散的危险性仍在增加；世界范围内对能源的争夺态势日趋激化，等等。不难看出，国际形势中存在着与“冷战结束”一说相悖的矛盾性。
二、单边主义凸显与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关系
冷战结束以来，导致世界局势复杂化的是美国政策影响下的地区热点，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国际事务进程的是以美国为主要矛盾方面的大国关系。足见美国是当今世界无可争议的惟一超级大国。美国处心积虑地构建单极世界，否定客观存在的多极化趋势。
美国先发制人战略体现的单边主义行为，冲击集体安全机制，是对多边主义的严重挑战。布什政府推行单边主义外交政策，不仅受到美国传统外交政策的基础——孤立主义的影响，还加上新保守主义的新帝国主义论和强权政治论的作用。
伊拉克战争表明，美国单边主义的后果具有两重性。这场战争对于美国的负面影响是毋庸置疑的。美欧矛盾表面化、尖锐化，恰恰证明多极化在继续。美国的惟一超级大国地位虽不会改变，但屡遭挫折的布什政府单边主义外交政策受到国内外的质疑。
与单边主义相对立的多边主义，是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相应产物。美国不得不以某种形式进行多边合作。多边主义是解决全球性问题的惟一选择，促进世界多极化则是推动多边主义发展的必由之路。
三、世界多样性与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关系
各国人民有着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文化背景、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延续着不同的生活方式，这是世界多样性的体现。没有多样性就不成其为世界。各国人民有权根据本国国情和自己的意愿，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而不应受到任何外来势力的干涉。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各国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世界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应长期共存，在竞争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
国际关系民主化是为了更好地规范各种力量之间的平衡。各国不分大小、贫富、强弱，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应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国际关系民主化要求各国无例外地都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任何国家都无权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强权国家实行政治霸权，使得弱小国家难以维护自己的权益，也为某些极端势力求助于恐怖手段提供了条件。只有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才说得上国际关系民主化。
对于美国“输出民主”，国际社会不乏公论，认为布什政府致力于一项通过“传播民主”来重建世界秩序的计划，这种想法十分危险。依靠军队传播民主这一危险想法低估了世界的复杂性，也不可能通过向境外输出制度轻而易举地影响社会变革。外国军事占领与民主相抵触，会导致民族主义者的强烈抵抗。
四、国家利益原则与“双赢”“共赢”原则的关系
邓小平1989年10月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说过：“……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这为当今国家关系中的双赢和共赢原则奠定了理论基础。
国家之间的摩擦和斗争往往由于利益不平衡产生。平等互利原则就是要保持这种利益平衡，就是双赢、共赢原则。中国始终坚持这一原则，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中俄关系的迅速发展，中欧关系的平稳发展，中日经济关系的持续发展和中美关系在曲折中发展。
解决重大国际事务中的平等协商，也属于平等互利原则。随着经济因素作用飙升，国家之间涉及市场、自然资源、科技和人才的争夺日益激烈，但同时谋求合作、借助互补性的势头也越发突出。尤其是大国之间，出现良性互动的可能性在增大。这种良性互动是由起点、过程与结果三个环节构成。起点——维护各自的国家利益，同时必须尊重他国的利益，两者缺一不可。过程——竞争与合作同在，矛盾与妥协并存。合作要诚信，妥协要适度，竞争要守规矩，摩擦要不导致对抗。结果——双赢、共赢，而不可能是任何单方面获益。
五、国家之间和平共处与意识形态的关系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于半个世纪之前诞生，反映了广大新独立国家维护主权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强烈愿望，融汇了新独立国家试图运用软实力防御任何强大外来侵略势力的卓越智慧，也体现了和平与发展开始成为时代主题所产生的强大动力。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理论意义在于它具有丰富的科学内涵。它继承和发展了联合国宪章的精神，高度概括了国际法中最主要的基本原则，反映了新型国际关系最本质的特征。它能兼容当代国际关系中经常提到的其他许多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实践意义在于它可以能动地加以运作。它旗帜鲜明地把矛头指向了霸权主义、强权政治、黩武主义和恐怖主义，反映了一切国家特别是弱小、贫穷国家的根本利益。它不仅适用于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也适用于社会制度相同的国家。当今世界上所出现的处理国际关系的诸多原则中，影响最大、最能引起共鸣的，莫过于言简意赅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不包括意识形态，这使它具有普适性。国家之间实行和平共处，并不意味着在意识形态领域搞调和。解决意识形态分歧的办法是求同存异。
六、人权与国家主权的关系
人权问题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人权宣言》尽管有其历史局限性，但毕竟体现了人类走向更高社会发展阶段的智慧，对于反封建斗争的意义，对于新兴资产阶级的鼓舞，已成定论。人权问题对于社会主义发展也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人权与主权的关系如今成为反对霸权主义斗争中的一个焦点问题。冷战结束后，惟一超级大国的美国越发充当人权“卫道士”。为了谋求世界霸权，美国政府蓄意将人权与主权割裂开来，使人权问题绝对化，主张废弃和限制主权，以“人权高于主权”理论来构建所谓的“世界新秩序”。其实，人权也包括由个人组成的人民为其主体的集体人权，如自决权、发展权等，人权与主权不可分割。“人权高于主权”论和“人道主义干预”论模糊了人权与主权的本质关系，是冷战结束后霸权主义理论的新发展，成为新干涉主义、单边主义的重要标志。
七、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的关系
冷战结束以来，特别是“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之后，人类安全越来越面临非传统威胁。传统安全威胁通常是指领土、主权、人口、资源等受到外敌的侵犯，通常指军事威胁、外部入侵、领土蚕食、情报刺探等方式。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范围更为广泛，涉及领土、资源、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信息、生态环境领域，乃至疾病蔓延、跨国犯罪、走私贩毒、非法移民、海盗、洗钱等方面。其产生既有社会原因，也有自然原因。
非传统安全威胁与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彼此作用，使得国际安全形势更加复杂化。非传统安全问题不仅是某个国家存在的个别问题，而且是关系到其他国家乃至整个人类利益的问题；不仅对某个国家的安全构成威胁，而且可能对别国乃至地区安全产生危害。非传统安全问题比传统安全问题具有更强的社会性、跨国性和全球性，因此解决的手段也就更应注重综合性以及国际合作。
非传统安全威胁日益突出有其深刻背景。两极格局消失，使得国际社会遭受全面军事对抗和整体毁灭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但被两极对抗所掩盖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如环境污染、恐怖主义等），却在冷战后暴露。经济全球化固然有助于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使各国有可能从世界的共同进步中获取更多好处，但同时也扩大了不平等和贫富差距，诱发一些犯罪活动国际化与恐怖主义全球网络化。这就促使世界构建一个包括经济安全、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科技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在内的安全体系。
对于涵盖领域非常广泛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不能再采取单一的军事手段或者以军事为主的手段，而要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外交、法律、科技等手段加以应对。为此，国际社会应采取多样的方式进行合作。
八、反对恐怖主义与反对霸权主义的关系
恐怖主义是时代的一股逆流，已具全球性。它不择手段，惨无人道，伤害无辜，破坏社会稳定，闹得世界不安宁。恐怖主义在一定意义上是派生出来的，包括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以及一些原教旨主义的驱动，某种条件下还是对霸权主义的报复行动。
霸权主义危害人类的和平、安全与发展，恐怖主义则以其反人类、反文明、反道德性而遭到国际社会的谴责，两者都是威胁世界安全的祸源。霸权主义诱发、利用恐怖主义，恐怖主义则刺激霸权主义、为霸权主义行径提供某种合理依据，彼此正在形成一种恶性互动。必须将反霸与反恐紧密结合。既不能用恐怖主义来反对霸权主义，也不能用霸权主义来反击恐怖主义。以暴制暴只能将受害人降到与施害人同等的道德水平，也只会陷入恶性循环。
当前恐怖主义日益网络化、国际化甚至全球化，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独自应付，任何一项孤立的反恐行为都难以收到实效。国际社会只有联合起来，才可能有效地对付恐怖主义的威胁。
反对恐怖主义必须治本。应在缓和地区及国际紧张局势、消除贫困和加强反恐合作三方面同时开展工作，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多方面采取措施，以彻底铲除恐怖主义。
九、联合国维和核心地位与地区安全组织作用的关系
联合国是国际多边机制的核心，是实践多边主义的重要舞台。坚持《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采取集体行动，加强联合国作用，维护联合国权威，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呼声。
面对威胁与挑战，联合国的作用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联合国核心作用原则可概括为：要坚决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继续发挥联合国及其安理会在处理国际事务、维护世界和平方面的积极作用，确保全体会员国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安理会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负有首要责任，安理会是国际集体安全机制的核心；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在处理国际事务中，都不应对联合国采取需要时则利用之、不需要时责抛弃之的态度；在涉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大问题上绕开安理会自行其是的做法，是与广大会员国的意志背道而驰的。
中国支持联合国进行必要、合理的改革，目的是提高工作效率，解决各方最关切的问题，加强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导作用，增强应对新威胁和新挑战的能力，更好地反映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呼声和需要。
国家安全——地区安全——世界安全是相互贯通的，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机制需要网络化。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地区安全组织的作用在上升。应当鼓励联合国继续加强与其他国际和地区组织的联系与合作，完善以联合国为中心，各机构相互配合和补充的多边机制。
十、中国的和平发展与“中国威胁论”的关系
中国历来把自身的发展同世界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是中国在新世纪肩负的三大历史任务。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这本身就是对人类和平与发展的重大贡献。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尽管人均收入相当低下，仍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支持国际正义事业。
中国走的是和平发展之路。和平发展就是要在安全、稳定的条件下加速社会经济发展，为此营造一个良好的周边环境与国际环境；就是要本着崇高的以人为本的和平目的，造福于中华民族，同时也造福于全人类；就是要采取和平的方式并经过和平的途径，到达富民强国的彼岸；就是要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促进人类发展与进步，亦即我国几代领导人所倡导的“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中国奉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方针，丝毫不会妨碍别国发展，当然也不应受到他国的歧视。中国和平发展经受着各种压力，其一便是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出现“中国威胁论”的起因，无非一是误会，二是疑虑，三是恶意攻击。如今广为流传的说法则是：“中国是机遇的同义词”。
中国已经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中华民族是一个酷爱和平的民族，永远珍惜“和为贵”的道德传统。一个以和平与人本价值为导向的中国，必将与国际社会一道，成为21世纪世界和平、民主、正义和繁荣的重要保证力量之一。
（作者系中国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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