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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路伟律师事务所北京代表处合伙人吕立山律师
时报访谈本报记者 李慧莲
长虹、中航油、华为……，这些知名的大企业因曾遭遇法律风险的困扰，使企业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对于法律风险，国资委副主任黄淑和有这样一句话：“法律风险一旦发生
，企业自身难以掌控，往往带来相当严重的后果，有时甚至是颠覆性的灾难。”那么，中国企业的法律风险环境到底如何？防范水平怎样？可以从国际大企业的做法中借鉴到什么？
3月18日，在国资委和全球最大的法律顾问协会组织——全球企业法律顾问协会联合召开的“国有重点企业法律风险防范国际论坛”上，来自全球排名第六的英国路伟律师事务所吕立山先生作为本次论坛的主要发言嘉宾之一，在演讲中，首次将中国100强企业所面临的法律风险环境与全球财富100强企业所面临的法律风险环境进行了比较分析，引起了与会者的极大关注和反响。
3月22日，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在路伟北京代表处采访了吕立山，这个说一口流利普通话的美国人，因为自1993年起一直在香港、上海和北京居住和工作，对中国企业的情况有相当程度的了解。在东方广场的路伟代表处会议室墙上，挂着两幅中国古建筑的画框，似乎向来访者印证着这一点。
在这次采访中，记者拿到了路伟当天正式公布的“中国百强企业法律风险评估”报告，这是中国第一份有关企业法律风险的评估报告。吕立山说，他们已应国资委的要求，刚刚把报告送上去。
中国企业面临的法律风险日渐增长
中国经济时报：你对中国企业的法律风险意识及相关措施有何评价？
吕立山：在中国工作的这十几年中，从我个人的感觉和中国企业的实际情况看，可以得出这样一种结论：目前，中国的大型国企高管还没有充分认识到法律风险给企业带来的危险，他们并不像外国公司的同行一样采取防范法律风险措施。“在国际法律风险的战场上，中国企业就像一个既没有受过正式训练又没有足够装备的新兵，试图击退一大群入侵的法律风险敌军。在这种情况下，与准备充分的外国竞争者相比，中国企业会遇到更多的法律风险问题。”这句话在18日的国际论坛上我就说过，今天我还想再说一遍。
中国经济时报：但是根据你们的评估报告，中国百强企业的法律风险分值是比较低的。
吕立山：我和我的同事根据中国100强企业各自所面临的法律风险制作的“中国100强企业法律风险评分卡”，是为了向中国企业提供一个评估法律风险的客观平台。报告涉及到法律风险的各种因素：行业、组织形式、设立管辖、知识产权、采购和销售行为发生地等。这套评分机制是以美国公司评分中间值为100分、欧盟公司评分中间值为70分为基准点制作的。
你说的对。从我们研究的数据看，中国100强企业面临的法律风险的分值区间跨度很大，从最低的16分到最高的97分。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独特的法律风险，加上不同因素的组合即会出现总评分相同的结果。这样算下来，中国100强企业法律风险的中间值42分，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基准点美国的分值是100分、欧盟的分值是70分，而与发展中国家的基准点基本持平。
中国经济时报：既然中国100强企业的法律风险比欧美的要低，为什么还要呼吁中国企业对法律风险引起重视？
吕立山：法律风险评分越高表明企业所面临的法律风险越高，但是，这并不是对企业自身的积极或消极评价。公司的法律风险评分较高并不意味着该企业将会因具有法律风险而遭受经济损失，该评分仅仅是对企业经营其业务所处的法律风险环境的一个客观描述。管理层了解到企业所面临的风险级别后，才可以知己知彼，时刻清晰地了解自己的企业所面临的法律风险和应采取的防范措施。
需要注意的是，随着中国企业国际化进程加快，企业所面临的法律风险评分总的中间值会不断增加，我们预测中国企业所面临的法律风险评分总的中间值每年应上升2—3分，因为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在境外上市并在中国境外获得更多的业务和资产。十年之后，中国100强企业的评分中间值将会被推至接近欧盟的水平。如果这些企业不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必将遭遇更为严重的法律问题，给企业的基础财务状况带来不利影响。
企业的资源配置与其面临的风险不相符
中国经济时报：你认为造成中国企业法律风险日渐增长的原因是什么？
吕立山：通过路伟所先前对“全球财富100强企业”所作调查得出的结果分析显示，企业应采取预防性法律措施来应对其法律风险环境。企业分配给上述预防性法律措施的资源应与面临的风险成正比。这就是说，如果企业法律风险评分为100分，则企业支出的总法律风险费用应占企业总收入的1．00％或100个基点。
虽然路伟所做的评估项目并未对中国100强采取的法律风险防范措施进行评估，但根据我们与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一起进行调研所收集到的120份答卷显示，中国企业在法律风险防范及相关行动上的平均花费仅占总收入的0．02％，折合成法律风险评分仅为2分，而实际的法律风险评分的中间值为42分。这说明中国企业面临的法律风险环境变化非常迅速，而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对该风险变化的认识则相对滞后。
因为中国企业与同它们具有相似的风险级别的外国竞争者相比，对法律风险预防投入的资源很少，所以中国企业实际上面临着遭受更大损失的风险。在特定情况下，比如未遵守证券监管规定，其不利后果可能非常严重，也许会导致数十亿美元的市值损失。
降低法律风险的最佳选择
中国经济时报：根据你在多家大的跨国公司的从业经历，你认为中国企业可以从跨国公司的做法中得到什么启示？
吕立山：参照跨国公司的最佳做法，中国企业需要加强他们的法律风险防范制度，首先要做到以下几点：评估其业务相关的法律风险环境，制定和实施法律风险管理战略，建立法律风险防范相关制度和做法、进行有效培训、使员工理解并实施上述制度，建立独立的审查职能部门来确保员工实际遵守了相关制度。
中国国有企业法律风险的防范是一个系统的、长期的工程，如果一个企业想在近期内获得显著的效果可以在公司治理、合同管理、知识产权管理领域内重点突破。
在公司治理方面，据我观察，中国上市公司与其他同行业公司相比，因为公司治理的因素，通常市值较低，但这既是风险，也是机遇。就像违规会给市价总值带来数十亿的损失，良好的公司治理对股东来说也价值数十亿美元。
对于合同管理，我想以中国电信企业的合同管理为例。目前中国所有的电信业务经营者的设备采购程序管理都是通过逐个省、逐个订单分别进行的，而国外都是与主要设备销售商签订长期框架采购合同。如果改变合同管理，保守估计5年内中国的电信企业在节省成本并获得额外收入方面可创造70亿元人民币的价值。
至于在知识产权方面，这是一个特殊的领域，要求特殊的技能。一个子公司的知识产权问题就是整个集团的知识产权问题，因此恰当、统一地管理知识产权非常重要。较短期的解决方案就是成立一个由集团公司各子公司的法律专业人士组成的虚拟团队。
总之，除非中国企业主动制定并实施完备的法律风险防范措施，在此后的若干年内，若干大型中国企业将经受法律风险因素带来的经济损失和其他不利后果。在一些情况下，还可能会对这些中国企业造成致命或接近致命的打击，就像安然公司、世通公司、安达信等一样。而这些风险的预警信号已经很明显了。现在正是中国企业制定并执行相应的法律风险预防性措施的时候。否则，就像等海啸发生以后才建立预警系统一样，只能是事后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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