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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往年相比，春节后到广东打工的民工流明显下降。广州假日办统计数据显示，春节期间，广州火车站抵达列车1316班次，人数78.97万人，同比下降12.37%。铁路是民工南下找工作的主要交通工具，这些数字表明今年到珠三角打工的民工比往年减少。南下民工减少，而前往长三角的在增加。两地民工数量一增一减变化的背后，其实反映了以民营企业为主的企业软环境的大较量。
软环境的拼杀
珠三角是市场经济发展比较早的地方，用工需求比较多、比较大。于是过去农民工一般都涌向珠三角。随着目前各地经济的迅速发展，用工需求急剧增加，有资料显示，对农民工需求还在增加。过去不少地方和企业认为是沿海地区、企业养活了“农民工”，于是在对待农民工的态度上摆出一副“救世主”的姿态，农民工的工资待遇几年、十几年没有太大的增长，工作环境没有太大的改善。对于农民工的社会地位没有考虑，一直把他们当成“过客”、“游民”、“外人”。对过去处于用工“垄断”地位的地区和企业来说，农民工处在被动地位，“没话说”。现在不同了，各地的经济发展如雨后春笋，农民工有了“选择”的机会，哪里工资待遇高、待他们好，他们就涌向哪里。据湖南省劳动保障部门调查，在广东从事制造业的工资为600元/月，而北京、上海等地建筑行业的工资一般在1000元/月左右，相比之下，广东地区的工资水平已不具吸引力。湖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有关负责人分析说：“随着外出务工者市场意识的增强，工资、福利待遇和就业环境逐渐成为农民工选择就业地点的重要因素。”
长三角民企新思维
浙江梦娜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郑永兵正忙着把一大堆信息传真出去。郑永兵说，这是把几百名员工的家庭住址和联系方式传真到公司在各省的工作站，通知他们务必要把这些员工用公司“专车”接回义乌上班。为防差错，董事长让他亲自动手落实此事。原来，今年春节该公司有300多名民工回家探亲，其中以安徽、江西、河南籍的民工居多。考虑到节后仍处于春运高峰期，民工返回买票难的实际情况，公司想出了“专车接送”的办法。第一批从江西回来的员工小秦高兴地说：“咱们啥时享受过这待遇？公司对我们真不错。”义乌佳洁有限公司专门为民工安排了接风宴、到浴场洗尘；义乌市奥兰有限公司则给每个准时返回的老员工以“红包回报”；义乌卉林干花有限公司明确规定，按时返回的民工除报销车票外，另加一级工资；浪莎集团、真爱集团则组织了精彩的文艺晚会，待民工返回时演出；更多的义乌企业在春节期间将民工宿舍楼粉刷一新，更换家具，还将民工的床单被套进行了换洗，收拾得干干净净，等候他们回来。留人要留心。除了在这些细节上给民工温暖外，影响他们去留的关键还是收入。去年下半年来，义乌的工资水平普遍提高100元-200元，而且，不少企业没有为了留住民工，采取节前暂扣一个月工资的强硬办法，相反对按时返回的民工还进行奖励。这些措施给民工的心理影响很大，也更能留住“民心”。浙江省就业管理服务局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去年，浙江加大追薪力度，让在浙的民工基本都及时拿到了工资回家过年，民工来浙信心增强。另外，浙江去年还调高了最低工资标准，温州、杭州、宁波等城市都将最低月工资标准从原来的520元调高到620元。专家分析，近年来从苏南悄悄展开并逐渐蔓延至整个长三角的“新市民运动”，是民工流倾向长三角的重要因素。在常州，以帮助外来工这一弱势群体为主旨的“新市民学校”办得如火如荼，目前全市已有这类学校60余所，遍布工厂、社区、街道，已培训近10万多人次，极大地提升了外来工的文化和道德素质。学校经费从宣传、司法、文教、卫生、计划生育、劳动人事等相关政府职能部门“挤”出来，教课内容通过调查表的形式，由外来工自己选定，基本包括了常州概况、劳动维权、卫生防疫、计生婚姻知识、法律法规以及社区文明行为等“实用知识和技能”。在无锡，崇安区广瑞一村社区成立的“新市民亲情理事会”，为占该社区人口20%的1300多名暂住人口提供维护权益等服务，引导他们树立无锡新市民的主人翁意识，积极投身社区建设。理事会中有3位成员包括常务副理事长由外来工担任。理事会下设维权、服务、互助、维安四个工作组，100多名工作人员各司其职，帮助流动人口解决子女入托、入学、招工、租房等困难事宜。在宜兴，流动人口登记数达1000人以上的单位或区域，都建立了“新市民社区”，建立流动人口民本化管理网，“新市民”和本地居民一样在就业、经商、购房、子女入学、车辆上牌、领取驾照等方面“享受平等待遇”。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力资源管理专家彭剑峰认为，人们不应只在春节期间饭店没人开工、保姆回家小孩没人照看时才念起农民工的好。政府只要重新定位管理思想，不再将农民工视为城市的“过客”，而是做好将他们纳入城市居民的准备，用“居民管理模式”代替以往的“外来劳动力管理模式”，使他们真正成为城市的主人。这些有了归属感的民工，才会更加热爱他们务工的城市并为其作出长远的贡献。
珠三角：行政作为新命题
对于珠三角现状，笔者以为首先要以法律法规的形式来约束企业，引导企业。比如，要求企业提高工资、改善务工环境。经济学博士刘志庚认为，不能把劳动力和地价低廉作为东莞的优势来宣传。他承诺提高员工最低工资标准。广东佛山市日前则出台了《关于加强外来员工合法权益保障工作的意见》，要求解决外来员工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坚持平等对待，实现外来员工合法权益保障上的“五个相同”，形成保障外来员工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在省会广州，已经将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到广东省一类城市684元/月。来自广东统计部门的调查显示，珠江三角洲的企业从2004年起普遍提升工资，其中普通工人价格上涨4.4%，工程技术人员价格上涨4.7%，工程管理人员价格上涨1.6%。东莞市劳动局长安分局局长蔡德平也表示：第一，东莞的最低工资标准要相应提高，第二，要加强监督检查，要企业执行劳动法。日前，广东省已取消了实施多年的节后招工“六不准”政策，所谓“六不准”规定，即在春节后一个月内，省内的所有用人单位(包括企业、事业单位、党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体工商户)一律不准招收外省民工；回乡过节的民工返回工作岗位时，一律不准携带新民工入粤就业；职业介绍和人才交流机构一律不准开展介绍外省民工中介活动，不准举办劳务和人才交流集市；外省驻粤劳务办事机构一律不准开展向广东组织劳务输出；任何组织和个人，特别是新闻单位一律不准张贴、刊登和发布招(聘)用外省劳动力的广告或信息。
成长的企业与成长的民工价值
据调查，在粤1000多万外来工中，来自湖南的几乎占据了半壁江山。广东对于湖南农民工的吸引力由此可见一斑。但就在今年春节，不少企业都在高喊“招工难”的时候，打工族们却把眼光放向了全国。这说明昔日更多是带着几分盲目的外出务工人员，如今有了更加强烈的市场意识和自我管理意识，值得叫好。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打工者当中，还出现了一批游走在“几个三角”之间的“炒工”。比如，先到珠三角学基本技能，再漂到长三角，过两年又回到珠三角。如此这般游走于“三角”之间，目的是为了“炒作自己”：可使自己身价大增。几圈之后，不乏如今做到管理者位置的人士。打工视野的放宽、争当“炒工”……种种迹象表明，今天的农民工已经不再满足于“打工糊口”的初级阶段，他们开始学会如何经营自己和调整位置。无庸置疑，这批农民工将更快地成为“21世纪的最贵”———人才。弃“珠”取“长”，这是一个新的“动向”，也是一个“好现象”。这表明目前劳动力市场已经开始由“卖方市场变成了买方市场”，农民工已经开始可以自己选择自己的前途，主宰自己的“命运”了。也说明到了我们重新认识农民工的地位与作用，从而抓住这个契机，彻底提高农民工待遇。（晓航／编制）（来源：金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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