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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廷刚
据报道，在本次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大学黄席樾教授向大会提交议案，建议立法防止“过劳死”。他说，“过劳死”的共同特点就是由于工作时间过长，劳动强度加重，以致精疲力竭，突然引发身体潜藏的疾病急速恶化，救治不及而丧命。他建议，修改现行《劳动法》，明确符合一定条件的“过劳死”是工伤中的一种。不过，要想从根本上狙击“
过劳死”现象很难，因为从立法角度对“过劳死”及其工伤认定都很难，也无法量化。
“过劳死”的问题越来越得到人们的重视，这是因为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出现了“过劳死”的案例，而且越来越趋向于低龄化，这不能不令人担忧。据上海社科院最新公布的“知识分子健康调查”，北京知识分子平均寿命从10年前的五十八九岁降到调查时的五十三四岁。工作压力和长时、超时工作是高度疲惫甚至诱致“过劳死”的主要原因。曾几何时，鼓励员工带病坚持工作甚至倒在工作岗位上是我们的“优良传统”。现在我们必须对此有个全新的诠释，“不过劳”也“生产”巨大的社会福利，也是巨大的生产力。这是因为，如果职工承担超时、超强度的工作任务，积劳成疾甚至因此而失去了宝贵生命，那就会增加个人和社会的医疗等各种负担，等同于相应减少了社会福利；严重危害家庭和社会生活，许多人因为工作过于劳累，根本没时间健身或陪孩子玩耍，也等同于相应地减少了社会福利；强迫自己“勉强上班”艰难地度过一个工作日，不仅令员工感觉痛苦，也会伤害公司利益，因为身体不适的员工不仅不可能在工作中发挥他们的正常水平，还会影响其他同事，等同于相应地减少了企业的生产力。据哈佛医学院教授罗纳德·克斯勒说，在美国，工作中2/3的生产力损失都是因为员工勉强上班造成的。《职业与环境医学期刊》2004年发布的一个研究报告预测，因为勉强上班导致的生产力损失占员工生病对公司造成损失的60％，这一数字大大高于缺勤、医疗残疾福利的花费，这对一些公司来说显然会带来致命的杀伤力。
要想从根本上狙击“过劳死”现象，要呼唤科学的工作方法，员工要真正懂得并努力践行劳逸结合之道；就要呼唤和谐的劳资关系，资方尊重员工的休息权，不强迫员工过度工作损害身心健康；呼唤职能部门加强监管，严厉打击“盘剥”劳动者休息时间等损害员工利益的行为。其实在这方面，外国许多企业的做法可资我们借鉴。万国卡车与引擎公司负责健康、安全和生产力的副总裁威廉姆·邦博士认为：“让人们健康工作的最好办法就是确保他们不生病。”该公司为其1.4万名员工提供预防性的健康课程，每年组织观看有关流感的电影、出版书籍，召开研讨会，主题是预防感冒和旅行途中易发疾病以及教授保健技巧。有些公司试图通过重新考虑其病假制度，从而在根本上消除“勉强上班”现象；有些公司甚至消除了病假和休假间的区别，一律给员工一些短假作为补偿。英国有的公司在工作场所设置床供职员打盹休息，认为职员在休息做梦期间会产生许多好的思路和创造性灵感，有利于提高公司的生产力。英国《卫报》的一项调查测试显示，受调查的1000名公司职员中30％表示工作之余打个盹会给予自己许多创造灵感。
《市场报》 (2005年03月25日 第十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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