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贾樟柯
我是第一次用DV拍片。实践DV的过程和我想像的有些不一样。我本来想像可以拍下特别鲜活的景象，但事实上我发现最可贵的是它竟然能够拍下抽象的东西。就好像人们都在按照某种秩序沿着一条河流在走，DV的优势是可以踏进去，但你同样也可以与它保持客观的距离，跟着它的节奏，沿着它的脉搏，一直注视着它，往下走，进行一种理性的观察。
我们有很小的一个工作组。摄影师、录音师、制片，还有一辆车，早上起来就开着转，看到什么拍什么，非常放松，毫无准备地探险式地漫游式地去拍摄，我想DV给我们的自由就是这种自由。电影是一种工业，DV带给人一种摆脱工业的快感。在拍公共汽车站的时候，当地的向导先带我们去煤矿拍了一个工人俱乐部。出来以后，就是电影里那个地方，正好有一些人在等车。太阳已经开始下来，一下就有被击中的感觉。我就拍这个地方，一直拍，一直拍，拍了很多东西。当我拍那个老头儿的时候，我已经很满意了，他很有尊严，我一直很耐心地拍他，当我的镜头跟着他上了车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女人就闯入了，我的录音师说我那一刻都发抖了。我注视她的时候，她的背景是非常平板的工人宿舍区，那时候我特别有一种宗教感，就一直跟着拍；然后又有一个男人突然进入了，他们什么关系，不知道，最后两个人都走掉了。整个过程里面，我觉得每分钟，都是上帝的赐予。
这也是这种制作方法给你的。我可以耗一下午，就在那儿一直拍。但如果是胶片，就不太可能拍到这些东西。你要考虑片比，差不多就走掉了。但现在我可以非常任性地拍摄，因为你任性下去的成本很低。
我以前写过一篇文章叫《业余电影时代即将到来》。这篇文章发表以后，大家都谈这个问题，但谈论的过程中我觉得有一些误解。我所谈的业余电影是一种业余精神，和这种精神相对应的是一种陈腐的电影创作方法，特别是电影制度，但对作品应该有非常高的要求。DV能够获得影像绝对是一个革命性、颠覆性的进步，但另一方面，一个作者并不能因为拍摄的权力容易获得就变得非常轻率、就不会珍惜它。
我1995年拍过一个纪录片《那一天，在北京》，1996年的时候拍过，但是没有剪。在拍了两个电影以后再来拍纪录片，我发现我找到了一个方法。因为当你拿起机器去拍的时候，这个工作本身强迫你去见识那些没有机会见识的空间、人和事。我想一个导演慢慢地会有不自信，不是不自信拍不好，而是描述一个人一件事的时候，你会怀疑：人家是这样想的吗？他的价值观，他想问题、处理事情的方法真的是这样的吗？如果一直在那个环境里，我完全能设身处地写小武、写文工团，但是隔得久了，我会不能确定，因为与他们的生活已经有隔膜。
但是纪录片能够帮助一个导演摆脱这样的状态。当我觉得自己的生活越来越被改变、求知欲越来越淡薄、生活的资源越来越狭小的时候，纪录片的拍摄让我的生命经验又重新活跃起来，就像血管堵了很长时间，现在这些血液又开始流动。因为我只能够设身处地为自己的角色去寻找依据，我又回到了生活的场景里，并从那里接到了地气。（来源：贾樟柯官方网站）
（夏天／编制）（来源：金羊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