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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就业，不是抹杀竞争的“平均就业”，不是对一些客观非能力因素的选择，而是根据岗位对才能的需要选择人才。在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发布的《2004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有关衡量小康社会的整体框架内，公平就业已经作为综合体现整个社会演进的公平特征之一。
公平就业问题，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备受关注。
因为，公平就业关系和谐社会的建设，关系百姓的衣食，关系民生，它是整个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稳定器。
因为，公平就业可以促进人才有序流动，使劳动力资源得到有效配置，从而降低社会运转成本，它也是整个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加速器。
在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过程中，公平就业理应受到高度关注。
隐性不公平
现代社会的就业不公平，已不再像以前那般“赤裸裸”了。
例如针对妇女的性别歧视。由于在宪法、劳动法、妇女权益保障法中都明确规定：“男女平等，除国家规定不适合妇女的工种外，不得以性别为由拒绝录用妇女或提高对妇女的录用标准。”
于是，“不招女生，只限男生”的字样在招聘启事中，已极少看见。
但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歧视却悄然滋生———“女职工几年内不得生育，甚至合同期间都不能生育。”这种变相的就业性别歧视在有的劳动合同中出现了，而同等学历下的女生较难找到工作，更体现了女大学生在踏入社会的那一刻就受到不公平对待。
城乡歧视是不公平就业的另一种现象。造成这种现象的最根本原因是我国现行的户籍制度。由于工商业和其他第三产业，绝大部分都在城镇发展，而城镇就业大部分都有户口方面的政策限制，因此尽管这种限制已不像以前那么严厉了，但仍然还是把许多农民挡在就业的“围墙”外。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障，不同地区的农民工就业也有差别，对农民的歧视不仅是制度性的，而且是社会性的。
还有地域性歧视。如今，对户籍的不同说法，使用人单位对“本市人员”的偏爱表现得不那么明显。但是，“常住户口”、“本地户口”等提法，隐含了将人才根据地域进行划分的潜台词。在不少就业领域，本市居民往往因为出生在“本市”而优势明显，即使外省市人拥有比他们更高的知识和能力，也会因为一纸户口而失去公平就业的机会。这种不公平的积累，使得人才流动不畅通，劳动力资源不能按市场需求进行配置。
不公平隐患
就业机会的不公平，带来了种种隐患。
“民工潮”演变成“民工荒”，就是这种不公平带来的后果。据媒体报道，近年来，不仅沿海地区一些以往对农民工吸引力较强的省份出现了大批企业招不满工人的情况，就连中部一些输出农民工的省份，也出现了本地城市中农民工短缺现象。
“民工荒”的出现，与广大农民工的基本权利长期以来总是受到侵害有关。近年来，各地拖欠民工工资的事情越来越多，迄今已演化为一种普遍现象。国家建设部的有关统计显示：目前全国累计拖欠的3660多亿元工程款中，拖欠农民工工资占到将近1/10，也就是相当于在全国基建业工作的3000万农民工，平均每人被拖欠工资1000元。
非但收入没有保障，社会地位也在动摇之中。进城打工的农民除商贸、餐饮、社区服务领域外，大多在建筑、修路、架桥、市政等各种工程项目和企业的生产线上工作，他们从事着城里人不愿干的繁重、肮脏有时甚至危险的工作，生活条件差，没有社保、医疗、子女教育方面的保障。
诚然，企业这样做也许是为了降低用工成本，有些地方政府也在着力为缓解当地居民就业压力而努力。但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是：在企业用工成本保证的同时，整个社会为保持和谐、可持续的发展要付出高昂的社会成本。因为就业不公平，容易导致劳动力结构失衡，使劳动力资源在就业市场上无法得到高效率配置，从而造成劳动力资源的浪费。如果说，经济上的损失可以用收入（包括失业救济）来补偿，那么就业不公平给个人生活带来的其它损失，往往是无法用金钱来补偿的。大量证据表明，失业除了造成收入损失之外，还有许多更深层次的影响，包括心理上的伤害，工作动力、经验和自信的损失，发病率（甚至死亡率）的上升，家庭关系破裂，社会边缘化加剧等等。如此高昂的社会成本，我们要花多大的努力才能弥补！
制度的缺失
公平就业，日益迫切。但目前，我国在保护公平就业的制度环境方面，还存在许多空白。
反观美国关于“公平就业”的法律，反思我们现行的法律，发现亟待弥补的环节不止一处。
首先，保护主体的界定需要清晰。《美国残疾人法》第一章规定，禁止对残疾人施加雇佣歧视，雇主必须为有身体或精神局限的人提供适当的条件，除非提供这些条件对该企业是一种过分的难题。举例来说：某公司招收电话接线员，一个符合该职位资格但腿部有残疾的人前来应聘。若在美国，此人会被录取，因为按《美国残疾人法》规定“如果一个残疾人资格合格并能完成工作的基本职能，雇主不能拒绝为该人提供这份工作”，并且“雇主不可在雇用前询问个人的残障状况，不能要求雇用前体检或考察病史，只能根据雇用后体检结果调整所安排的工作。”而腿部残疾并不影响接电话这一工作，如果雇主拒绝雇用则有被起诉的可能。
其次，还要明确法律执行主体。在执行机构方面，美国成立了“公平就业委员会”（简称EEOC），负责调查歧视申诉和代表申诉者进行起诉。EEOC的建立极大地加强了联邦政府推行公平就业法律的能力，其基本程序为：EEOC受理和调查来自申诉者个人的工作歧视申诉。当它找到足以证实指控有理的证据时，它极力（通过调停）达成一种消除各方面歧视的协议。如果这种调停失败，EEOC有权直接诉诸法院以强制执行。第三，严格惩罚力度。美国主要是通过罚金制度增加雇主风险，使雇主更注意避免引起这种诉讼的发生。像美国《民权法》就规定，控告雇主有意歧视的雇员可以要求损失赔偿或处以罚金，损失赔偿就是对未来金钱损失、感情痛苦、损害、不便、精神烦恼、生活享乐损失以及其他非金钱损失的偿付；罚金，就是指如果可以证明雇主以恶意或漠不关心的态度对待受联邦保护的受害人权益来施加歧视，则可以要求罚款。
当然，我们除了要在法律制度上对公平就业予以保障，还应当不断完善社会救济制度和价值发现机制，通过建立新的价值发现机制来重新发现人力资源的价值，同时，通过社会救济机制来弥补一些现实存在的不公平，缓解社会压力。
必须有比较完善的制度保障，再加以严格执行———这是国外营造公平就业环境的成功经验。我国也唯有如此，才能切实推动自身的公平就业建设。
本报记者李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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