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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影像中的正义》
丁国强
公平与正义不仅仅是一个法理学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个大众话题。虽然法官总是用职业知识壁垒来阻挡公众舆论对司法的介入，但是，人们还是不能放弃对正义的想
象与扣问。正义是一种需求，一张偏颇的判决可以改变一生的命运，一桩冤案可以毁灭一个家庭的幸福，一个被忽视的法律细节可以给一个人带来无以言传的痛苦。法律的错误虽然可以用种种程序来矫正，人生的安静与快乐却是无法修复的。然而，法律的魅力和力量，正是在于它能够将公众对正义的期待变成可能，从而赋予公众的理性选择以合法性和正当性。虽然多数人并没有参与诉讼、亲历审判，但是，人们却可以通过报刊、影视、网络等多种渠道体验着法律生活，分享着法律对话所带来的刺激和清醒。
美国法学家保罗·伯格曼&迈克尔·艾斯默的《影像中的正义——从电影故事看美国法律文化》一书解析了75部法律题材电影。电影叙事为法律的理解与接受提供了丰富的形象资源，隐含着人性发展的种种可能。影像中的法律场景所负载的不仅仅是一种社会事实，而且是一种心理事实。公众在对法律的误读中演绎着善与恶、是与非的冲突和选择。法律电影致力于表现伦理与道德上的两难困境，这是因为电影美学总是对复杂的人性和深刻的痛苦情有独钟。法律事件本身所具有的多义性和错觉感能够增强影像对心灵的穿透力。电影是用光和影所组织起来的一种视觉语言，它在对现实生活进行虚拟复制的过程中，表现出了对隐蔽生活的揭穿和去伪的努力。电影《被告》讲述的是一群在酒吧里为强奸犯喝彩起哄的酒徒受到审判的故事。检察官凯瑟琳在上司认为是浪费检察力量的情况下，坚持选择以教唆犯罪的罪名来进行了一场成功的指控。受害人莎拉衣着暴露、抽着大麻，跳着不三不四的煽情舞，不屈不挠地为这样一个女人来讨公道，使得检察官为公众和法律负责的职业精神态度分外鲜明。电影生动表现了潜藏在法律职业和法律行为后面的那种顽强和执著。与大众舆论相比，法律有一种出人意料的力量，法律人为了达到法律目的所作出的不懈努力，有些西西弗斯的味道。人的个性气质是将法律逻辑实施下去的内在工具。法律看起来是一种冷漠的事业，呆板、僵硬的法律程序掩饰了人们的生活热情。正义的外表可以死气沉沉，但是，内在的活力却必不可少。
电影《黑暗里的哭泣》叙述的是一桩错案为钱伯兰夫妇所带来的司法噩梦。钱伯兰夫人在野营时，出生不满10周的女儿被澳洲野狗叼走，可是，舆论风暴将钱伯兰夫人卷到凶手的位置上，并通过司法程序将其判处终身监禁。这部电影真实地演绎了一个错误的法律结论得以实现的过程，“虽然澳洲野狗没能坐在陪审席上，但比它的智商高不了多少的人们却占据了太多宝贵的席位”。试图煽动公众偏激情绪的记者和善于在电视演播室里夸夸其谈的律师为不公正的裁判立下了汗马功劳。智慧和口才有时会成为正义的反面助手，他们过度追求法律谬论的形式完美，从而陷入了以文害义的误区。电影与报纸、电视、网络等媒体相比，更具有反思的色彩。每一部电影都是一个完整的阐释系统。电影语言是日常的大众的，这未必是法律叙事的阻碍。德国法学家考夫曼说：“如果一种专业语言失去了跟日常语言的关联，那么它将慢慢死去。”（《法律哲学》）在法律电影里面，法庭审判不仅仅是一个富有戏剧性的场景，而是一个具有隐喻性和辐射力的意义场。法律表达需要一个强大的知识系统来支持，但是，电影画面中所呈现的却是一种感性的正义。电影所呈现的法律现场是用来接受观众种种目光的打量和质问的。复杂的法律技术被简化成富有意味的形象符号。电影所解释的对象不是专业范畴内的法律文本，而是蕴藏在抽象价值判断后面的人性冲突与命运波动。
非正义是痛苦生活的源泉。在电影修辞中，正义是弥漫于影院内的紧张空气。在一个不公平的现实环境中，人与生活的和解往往是通过对正义的让步来实现的。正义是一种被隐藏起来的需要，因为对正义的言说本身就有可能是一个圈套。《纽伦堡审判》拷问的是执行纳粹法律的德国法官的道义责任，影片中主持审判的美国法官海伍德法官强调的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法律品格，他认为，一位法官的职责就是在坚持操守成为不可能的时候，仍然要挺身捍卫正义。在这样一种高调的法律宣言下面，电影并没有用道义的胜利来抹煞法律现实的无奈与尴尬，这要归功于导演的对人物性格真实的忠诚，他没有把德国法官詹宁简单丑化成一个邪恶的暴徒，而是给他设置了一个无比折磨人的困境。导演无非是想告诉观众，正义是难的。影像中的正义之所以富有震撼力，是因为它反映了一种心态的真实，一种深层的痛苦。法律电影所提供的不仅是一种思想力，更是一种感受力。对不公平现象的敏感往往并不一定要有多高的法律素质，秋菊之所以四处奔走是因为她深深地感到了一种不公平感。由于长期处于权利沉睡时代，人们对周围的不公平现象已经见怪不怪了，既然改变不了不公平的环境，最好的办法就是说服自己去充当不公平链条中的一环。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感觉上的麻木。秋菊是老实可欺的农村妇女中的另类。
法律电影在智力上的痕迹是十分清晰的，法官、检察官和律师都给人一种智力超群的形象冲击，他们更像是在法理轨迹中滑动的机械运动者。虽然他们能够演绎出无比缜密的司法程序，但是，他们难以确保得出正确的结论。法律人的丝毫错误都可能引发重大的人生悲剧。权力在遵循游戏规则的同时，常常背离人的内心欲动。电影用大众的直觉对法律的繁文缛节、冷漠生硬进行了展示和呈现，这本身就是一种质疑，一种追问。艾思默这样评价电影《嫌疑犯》：“这部影片对审判法则的描写，其可疑程度比其故事情节来，更让人觉得是罔顾真实的头号‘嫌疑犯’。”对某些某些荒诞、虚伪和不合理的法律规则揭示和批判，体现了电影作者的启蒙情怀。
法律在具体事件和现实情景中常常会产生“意外”的后果。在正义如期而至的想象中，许多偶然性的东西随时会贸然进入。这给电影的娱乐性质带来了出路。《影像中的正义》所介绍的这些美国法律电影总是能够用一种恰当的方式提醒企图寻求消遣的人们在努力去“看”的过程中，获得对法律的意会，这恐怕要比视觉上的震撼效果还要强烈。
（《影像中的正义——从电影故事看美国法律文化》 保罗·伯格曼&迈克尔·艾斯默 著 朱靖江 译海南出版社2003年出版定价：3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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