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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记者 周莉莎 特邀嘉宾：华民
华民小档案
1978年就读于复旦大学经济系，获经济学学士学位。1990年攻读复旦大学世界经济专业博士学位，1993年获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现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复旦
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兼世界经济系主任。共出版《西方混合经济体制研究》、《转型经济中的政府》、《长江边的中国》等学术著作12部，《国际经济学》、《公共经济学教程》等教材4部，在国内权威与核心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近400篇。
人民币汇率问题一直是投资者甚至是全球都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本周，温总理在记者会上关于汇率问题的阐述，更是引起了世人的关注。中国是否会改变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会选择怎样的汇率形成机制？我们请汇率问题专家、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华民教授来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政府应继续控制汇率决定权
主持人：您如何理解温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关于汇率问题的阐述？我国今年是否会改变汇率形成机制？改变的可能性有多大？如果改变的话，我们会选择怎样的汇率形成机制？
华民：中国要不要改变现行的汇率形成机制？这是最近以来在海内外经济界与学术理论界广泛争论的一个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人们争论的结果大致形成了以下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把汇率的决定权交给市场；另一种观点是汇率的决定权应当继续控制在政府手里。
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究竟何种更加适合中国的国情呢？为此，我们首先有必要弄清决定中国汇率机制的若干约束条件。概括地讲，大致有以下这些约束条件给定了中国汇率形成机制的选择空间：
第一，中国是一个农村人口居多的国家，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村居民通常具有更高的自给自足性，所以这就决定了中国必须采取出口导向的贸易战略；第二，中国过剩劳动力数量极其庞大，汇率作为开放经济下宏观调控的一种政策手段必须是有利于增加就业的；第三，中国的金融体系脆弱，所以还不具备资本项目自由可兑换的条件，这也就是说，必要的外汇管制是需要的；第四，中国人民币并不是一种世界本位货币，它对世界主要货币采取市场浮动的做法，将会产生很高的调整成本，特别是在微观层面上，企业与消费者当事人由于受中国滞后的金融体系的制约，根本无法来避免由于汇率频繁波动而产生的汇率风险。
所有以上这些约束条件告诉我们，中国目前没有能力去选择一种由市场力量起基础性调节作用的汇率形成机制，中国需要的是一种能够满足以上各种约束条件的、由政府来控制的汇率形成机制，并且，应当根据中国内需不足、劳动力资源严重过剩的基本特征，尽可能地采取低估汇率的政策。所以，在我们看来，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要不要改变汇率形成机制，而是要不要改变既定的官方汇率的定值。也就是说，要不要对人民币汇率进行官方升值。
低估的汇率有利于中国经济增长
主持人：那么要不要对人民币进行官方升值呢？或者说，目前的人民币汇率是否是均衡的呢？我们是不是要改变这个既定的汇率定值呢？
华民：首先，我们必须加以澄清的一个观点是，在现实世界中原本就不存在所谓的均衡汇率，均衡汇率纯粹是教科书上的抽象概念。事实上，几乎每个国家的汇率都是处在非均衡状态，不是高估，就是低估。因此，真正的问题在于：一个国家究竟是采取高估的汇率对自己有利？还是采取低估的汇率对自己有利？
观察一下各个国家的实践经验，我们便不难发现，凡是采取出口导向贸易战略的国家，一般都会选择低估汇率的做法；而凡是采取进口替代贸易战略的国家，通常都会选择高估汇率的做法。出口导向的国家为什么要采取低估汇率的做法？因为采取这种做法可以提高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对于进口国家来说，高估汇率可以降低进口成本。当然，不管是采取低估汇率还是高估汇率的做法，这种所谓扭曲汇率的做法都是有一定限度的，否则，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特别是在取消外汇管制的情况下，很容易遭受来自于国际投机资金的攻击，而使本国的金融与经济陷于危机状态。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发展中二元经济国家，并且由于千年以来一直采取精耕细作、放任人口增长的做法，所以中国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不仅面临着凯恩斯主义的双重缺口，即资金缺口与外汇的缺口，而且还面临着极为严重的资源缺口。在这样的环境与资源约束下，中国的经济增长不得不采取像大部分东亚国家和经济体一样的发展战略，那就是出口导向。不仅如此，在采取出口导向贸易战略的时候，还要大力发展加工贸易。因为与一般贸易相比，加工贸易可以更大程度地减少对本国稀缺资源的消耗，并在更大程度上打破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各种瓶颈。这些瓶颈主要是：资本积累不足的瓶颈；外汇短缺的瓶颈；国内资源不足的瓶颈；最后还有因为二元结构条件下农村人口过多而引致的内需不足的瓶颈。
如果说日本和东亚新兴市场经济体所提供的是通过低估汇率、出口导向而实现经济起飞与增长的成功经验，那么，拉美国家和今日的印度则提供了反面的经验教训。在此，我们不妨把其中的道理予以剖析。对于发展中落后国家来说，低估汇率为什么会有利于经济增长呢？其内在的逻辑大致可以描述如下：汇率低估导致外资流入，这不仅是因为外资可以到东道国采购到更多的设备和劳务，而且在东道国生产的产品也将更加具有国际竞争力。随着外国资本的大量流入，东道国资本积累不足的瓶颈被打破，过剩的劳动力得到有效的使用，用资本装备起来的劳动力不仅其自身的生产率会得到显著的提高，而且还会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结果，伴随着外资大量流入而来的不仅是就业的增加，而且还因为生产率的提高而导致东道国所有要素的收入趋于提高，并且还不会造成出口商品竞争力的下降，于是东道国的经济增长便开始了。这种增长过程大致要持续到东道国的过剩劳动力趋于枯竭，居民收入达到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最终由一个低收入发展中国家演变成为一个新兴工业化国家甚或发达国家的时候才会中止。到了那个时候，技术进步与内需才会成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日本和东亚各个经济体所走过的发展道路大概就是如此，区别只是在于对外资利用的数量多少和方式的差别上。
受世界体系论者的思维方式影响，拉美国家普遍认为低估汇率、出口导向，将会使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活动受到发达国家的剥削。用比较学术性的语言来讲，就是低估汇率会使本国处在一种相对不利的贸易地位。基于这样的看法，拉美国家大都采取了高估汇率的做法(这里所说的高估是相对于这些国家的生产率而言的)。但是，在汇率高估的情况下，进口就势必会趋于增加，这又加剧了这些国家外汇短缺的危机，并且还使得国内尚未得到充分发展的所谓幼稚产业过早地受到了来自于外国产品的巨大冲击。面对这样的困境，拉美国家最后几乎都走上了日趋封闭的进口替代的发展道路。结果在社会尚未实现充分就业，居民平均收入水平仍然很低，二元经济结构仍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便发生了经济增长迅速趋于收敛的现象。有些国家的经济增长甚至完全趋于停滞，而且还不同程度地发生了金融与经济危机。
最后，再让我们来看一下印度的情况。与东亚和拉美都不同，印度既不采取低估汇率的做法，也不采取高估汇率的做法，而是按照教科书的做法，采取了自由主义的贸易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印度参与国际分工主要是由新古典的资源禀赋来决定的。结果印度有了发达的软件行业与占据国民经济比重最大的农业，但是几乎没有什么制造业，于是就形成了一种非常病态的后工业化与前工业化并存的奇怪局面。在这样的社会经济格局下，只有少部分拥有知识要素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上层精英分子富了起来。由于印度除了极少数软件工程师之外，最大多数的人口就是农民，这就决定了印度必定要成为一个农产品生产大国。然而，由于农村人口过多，农业生产率非常低下，因此，在自由主义贸易的模式下，印度通过参加国际农业生产的分工并没有为印度带来什么好处，农民收入极其低下，整个国家呈现出一种以知识精英为一极、以农民和贱民为另一极的财富和权力分配严重两极分化的格局，几乎看不到任何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的前景。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怎样的结论呢？我以为，当我们从封闭经济走向开放经济，从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走向开放经济下的世界经济时，自由主义的经济模式或者经济政策并不一定是最优和有效的。所以，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听凭自由的市场力量来决定一个国家的发展路径将是非常危险的。为了能够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实现稳健的、并且是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政府的干预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国家干预是否能够取得成功，则要看国家干预的方向是否正确，方法是否得当。在这方面，作为科学的经济学事实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就中国目前的情况而言，我认为，采取人民币汇率低估的做法是一种正确而又明智的做法，利用这种做法来积极地推进中国出口导向的贸易战略，对于实现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实际汇率升值比名义汇率升值好
主持人：您的分析告诉我们，低估的汇率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增长，但是国际社会希望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也越来越大。那么我们还是面临这个问题，要不要对人民币汇率进行官方升值？如果要的话，又应该采取怎样的做法呢？出其不意是不是就能消除对于人民币升值的投机呢？
华民：对于人民币汇率要不要进行官方升值这个问题，回答是肯定的，因为中国的外汇储备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但是，我们采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完成人民币的升值过程则是一个关系到中国经济可否持续增长的重大问题。具体来讲，人民币升值大致可以采取两种不同的做法：其一，是名义汇率升值；其二，是实际汇率升值，也就是增加工资。现在的问题是，究竟是让名义汇率升值好？还是让实际汇率升值好？我们的看法是，实际汇率升值要比名义汇率升值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增长。其理由可以阐述如下：
假如我们让名义汇率升值，可能会产生以下一些效应：中国的出口会受阻，进口会增加，这有可能进一步导致贸易逆差，增加失业，减少居民收入，从而使中国经济增长趋于收敛；另一方面，名义汇率的升值将会使得前期已经进入中国市场、赌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国际投机资金获利，从而给中国的金融和房产业造成巨大的冲击。
反之，假如我们选择让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的做法，那么升值的好处将会被内部化。首先，实际汇率升值不改变国家贸易条件，至少不会导致进口大量增加；其次，工资上升可以增加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并吸引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向工业化的城市转移；再次，在工资上涨的压力下，出口企业也会慢慢地转向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一边冲消由名义工资上涨所带来的利润减损。
假如采取让名义汇率升值的做法，那么不管它采取的是事先预告的做法，还是出其不意的做法，都不能改变市场和国际投机资金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其中的道理就在于，名义汇率升值是不可能按照市场的期望值一步调整到位的。这也就是说，要想改变市场和投机者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不在于政府采取的升值政策究竟是预告的还是具有突然性的，而是在于其调整的幅度是否足以让市场投机者完全改变其既定的预期。
如何有效使用外汇储备是关键
主持人：那么，除了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外，我国今年是否会在结售汇制度上有所改进？另外，数据显示，我国短期外债增长过快，去年末占我国全部外债的比例已超过45.6%，高于国际公认的40%的警戒线。外管局局长郭树清也承认我国的外汇储备超过了合理水平。这些现象应该来如何理解？国家是否在这方面会采取一些措施？
华民：中国的结售汇制度过于僵硬，这已经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所以，在人民币具有巨大升值压力的情况下，采取更加灵活的结售汇制度是可取的。从目前的情况看，放松对私营企业的外汇管制可能要比放松对国有企业的外汇管制更好，因为私营企业通常总是要比国有企业具有更加强硬的产权约束。因此，在我们看来，结售汇制度的改革不如首先从私营企业开始更好。
一般而言，对于一个出口导向、经济迅速增长的国家来说，外汇入超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只要经济增长没有趋于收敛的迹象，外汇储备的增长是会长期持续下去的。所以，以这样的观点来看问题，讨论中国的外汇储备是否超过合理的水平是没有意义的。与此相反，一旦外汇储备增加了，我们应当如何有效地加以利用，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放在开放经济的角度下来讨论问题，国际收支顺差国最终总是要像封闭经济中的金融盈余单位向那些金融赤字单位提供现金流一样，也必须向那些存在国际收支逆差的国家提供现金流，只有这样，才能使得整个世界经济得以继续增长。因此，摆在今天中国面前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如何有效地使用外汇储备的问题，是把它放到市场，还是把它借贷给国际收支逆差的国家？
假如外汇储备是可以持续增加的，那么国际负债的增加就不是一个问题，问题倒是在于对外的负债率究竟有多高，并且，在中国存在多元所有制的企业制度下，究竟是谁获得了这部分外债的使用权。在广东国际信托公司发生问题以后，政府当局就已经决定取消政府对企业国际债务的担保。但是，实际上，只要使用外国资金的主体是国有商业银行或者国有企业，那么政府是必定要承担连带责任的。所以，减少对外债务风险的办法是，不仅要完全取消政府对非政府机构和企业对外借债的担保，而且还应当尽可能地限制产权界定不清的国有经济部门大量进行对外借款。
提高持有房产成本才能抑制投机
主持人：汇率升值问题往往与目前的房地产泡沫联系在一起。您曾经在本报撰文阐述过您对上海房价的看法。现在上海市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抑制房地产投机的措施。有人认为，房价因此会下跌。而本刊上周采访的金岩石博士则认为，房价不但不会因此下跌，而且还会进一步上涨。对此，您是怎么看的？现在的一些措施是否能抑制房价的过快增长？政府应该如何处理才能避免因房地产市场的波动而导致经济的大起大落？
华民：房地产与普通商品不一样，它不仅是一种非贸易品，而且还是一种跨期商品。房地产的前一个特征决定了它在世界各地的价格不会完全均等化，必定会存在地区与地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差价，从而产生投机套利的现实可能性。房地产的后一个特征决定了它的价格往往具有预期的性质。
由上可见，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城市房地产价格并不完全是由当地最终消费者的真实需求所决定的，还要受到外来投资与投机者的巨大影响。进一步的分析还可以看到，投资者与投机者的购房行为与最终消费者的购房行为是截然不同的。后者决定是否购买房产时，是根据自己的收入来做出决策的；但是投资者特别是投机者在决定是否购买房产的时候，考虑的则是房产价格的预期上涨幅度。因此，一旦房地产市场有了投资者特别是投机者的参与，那么就会产生两种可怕的现象：要么看好预期，疯狂投资与投机，从而引发房地产泡沫；要么预期悲观，从而导致房地产泡沫破灭。
中国目前总体房价虽然不高，但是东部沿海地区中心大城市的房价不断攀升，这种现象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国内外的投机资金已经大规模地进入这些地区的房地产市场，并且正在推动房产泡沫日长夜大。在这种情况下，再由市场投机力量自由地推动房价上涨，局面很有可能会失控。因此，在我们看来，现在已经到了需要政府有关当局对房价加以干预的时候了。按照资产价格的一般变动规律，在回归预期的作用下，当期的资产价格高涨时，其远期价格必定是看跌的。因此，为了防止远期价格的看跌，特别是由于投机资金获利撤出而可能造成房产和金融泡沫的破灭，我们必须采取提高持有投机性房产的成本，使其丧失跨期投机的获利机会。从这样的意义上来讲，房产交易税应当是随着时间的延长采取累进的税制才是准确的，而目前推出的递减税制则是不会起到抑制投机房产、控制房价的作用的。
对于房地产市场来讲，缓慢的升值只会导致更多的投机资金介入。所以，比较可行的方法不是通过人民币升值来诱使房地产市场中境外投机性资金的退出，而是通过提高持有房地产资产的成本来迫使这种投机性资本的退出。所以，结论是非常清楚的，中国沿海地区中心大城市的房价究竟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已经不再是由市场正常情况下的供求关系所决定的了，而是由政府与投机套利资金的博弈来决定的。上海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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