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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精神诉求，写诗并不一定富有，穷诗人阔诗人皆可以写出不同凡响的诗。然而作为诗人，其穷其阔倒真是关系着其世俗生活的质量，有时甚至影响到他的身家性命。但何以穷，何以阔，似乎又难以逆料，家世、机遇、爱情、婚姻以及个性气质，似乎都能导致一个诗人由阔变穷，或者由穷至阔
子张，本名张欣，现任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与研
究，曾宪梓教育基金会高校教师奖获得者。著有《冷雨与热风--现代诗思问录》、《近百年中国文学体式流变史·诗歌体式卷》、《子张世纪诗选》等。
一
就个人身世而言，郭沫若无疑是20世纪以诗人知名之国人中最为显达的一位了。官至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副职，身居京城什刹海深宅大院，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其薪俸和稿酬试看哪一位当代诗人能够望其项背？自然，人们也许会说，位置不过是荣誉性的，薪俸也并非得自诗人身份，况且此人身经内乱之苦，连丧两子，晚年似乎也并不十分快乐。但无论还是不是真正的诗人，能够偶有所吟，即可以借助权威媒体广为流布，人人争相传诵，且稿酬滚滚，毕竟属于前无古人(恐怕也后无来者)之诗坛盛事吧？尤其是，考虑到与郭沫若同时代的大多数诗人坎坷困顿的遭遇，其幸运和光荣真是堪称奇迹。
不过此为后话。上溯到上世纪初叶，当郭沫若还是一个大学生诗人的时候，倒也真正品尝过贫困的滋味，并且为此还留下另一段诗坛佳话。
上世纪初期的中国留学生，虽大多有官费可以领取，但也仅能供一人读书所需，若想以此养家乃至致富就近于奢望了。而郭沫若那时则不但因与女护士安娜相爱而结婚并养育子女，又与朋友们酝酿着集资筹办文学社团，由此也就不断地陷入经济拮据。追求理想从来都要付出代价，郭沫若也只好第一次别妇抛雏，到国内寻求出路。不曾想三个月过去，当他带着在上海泰东书局受赠的一百块钱加一只可值四十三块袁头的金镯重返日本时，见到的妻儿被家主驱逐而新居家徒四壁的落魄景象不禁令诗人泪浪滔滔，因而产生了《泪浪》一诗。又不意诗作发表后，竟引出了国内另一位诗人徐志摩的讥讽。徐在杂记《坏诗，假诗，形似诗》中评论说：固然做诗的人，多少不免感情作用，诗人的眼泪比女人的眼泪更不值钱，但每次流泪至少总得有个相当的缘由，踹死了一个蚂蚁，也不失为一个伤心的理由。现在我们这位诗人回到他三月前的故寓，这三月内并不曾经过重大变迁，他就使感情强烈，就使眼泪‘富余’，也何至于像海浪一样的滔滔而来！因此得出结论，说郭沫若形容失实。这不点名的讥讽顿时搅起轩然大波，郭的朋友成仿吾竟为此给徐志摩写了一封绝交信。
绝交信虽然并未真正导致绝交，但此后两人之间毕竟多了一层隔膜，有来往而无合作。直到多年徐志摩空难死后，郭沫若撰写回忆录《创造十年》时提及此事，依旧悻悻不已，难以释怀。
其实，当时身为阔少的徐志摩哪里会理解穷留学生郭沫若百感交集的心境。不错，若论家世，四川郭家和浙江徐家同为富商，两人小时候都没经历鲁迅那种家道中衰的困苦，但比较而言，徐家所给予独子志摩的宠爱可能远远超过郭家给予沫若的。况且，郭沫若因与安娜结婚，等于和老家的原配夫人分手，为避免难堪，也就基本上和老家保持着距离，经济上已不好伸手。再以郭沫若在日本留学时的情况来说，当时在‘成金风(Narikin，日语暴发户)’吹煽着的时候，日本的企业家自然是遇着了名实相符的黄金时代，一切的无产阶级和中小商人倒也还没有梦想到失业和破产的危险。在这时候最受着打击的是没有营业本领的中产人家和没有劳力出卖的知识阶级。此时郭沫若已在东京帝国大学读书，每月领取的官费由四十八圆增加到七十二圆，而他要负担的除了学杂费，还有一家三人的吃喝和每月的房租，因此为了节省开支，他应成仿吾之请，与他们同租一处房屋，夫人安娜担当起这一门的家政妇，郭自己则成为听差，倒也其乐融融。及至后来第二个儿子出生，境况更为窘迫。1923年，大学毕业的郭沫若带着妻儿回上海谋生，实际上没有理想而稳定的职业，主要就是靠创作和翻译。以他自己的说法，是过着奴隶加讨口子的生活，连坐电车的车费都时常打着饥荒。他此时写的自传体小说《漂流三部曲》即是这种贫困生活的写照。实在无法，妻子不得不带着孩子(包括回国后出生的第三个儿子)返回日本。穷，使得这位惠特曼式的诗人愈发愤世嫉俗，也越来越走向左倾《我看见那资本杀人》，《金钱的魔力》，就从题目上看，也能想象诗人那一腔悲愤。
二
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过经济学硕士的徐志摩，其实何尝不晓得金钱的魔力？就在他撰文讥讽郭沫若不久，应邀到天津南开大学讲文学，课余和友人谈到是否以文学为业的话题，徐志摩摇着头感慨：太难，太难！文学是只好作为副业的。
不过说归说，徐志摩最终不也放弃了早年欲做中国汉密尔顿的梦想而走上了文学这条窄路？只是凭着雄厚的家业而始终左右逢源，始终也不曾困顿到郭沫若、朱湘那种穷愁乃至潦倒的地步罢了。因为阔，他不但结交了一大批高朋，又能够投资置办报刊书店；因为阔，他也就为另一些朋友所疏远，所看不惯。徐志摩与胡适等人先是搞聚餐会，接着组织俱乐部，这自然是一批自由知识分子寻求说话空间的表示，但有舒服的沙发躺，有可口的饭菜吃，有相当的书报看毕竟只是有钱有闲阶层能够摆得出的姿态。同是新月诗人的闻一多和朱湘，皆对这种奢华的贵族做派表示反感，朱湘曾在志摩家里吃过一回早点，摞得高高的绸衣和各式各样的早餐饺子给他留下的印象不得不使他远离志摩。
在和陆小曼结婚前，徐志摩往来于京沪之间，甚至再度出国漫游，基本上没有正式的工作，而竟能过着奢靡的生活，不能不感谢他那身为富商的父亲徐申如。但在和小曼结婚时，父亲因对这桩婚姻不满，却一反常态要志摩自己筹集婚资，婚后父亲分家产也没有偏袒志摩，他的个人生活因与陆小曼结婚而开始出现变化。为了弥补亏空，也为了满足小曼的挥霍，徐志摩开始发挥他经济学硕士的专长，开书店，办杂志，又同时在南方的光华大学、东吴大学、大厦大学任教，死前的半年则又就任北京大学英文系教授，还在女子大学兼课。
据说这是徐志摩最艰困的一段时期，所谓艰困，除了感情上对陆小曼的失望，也包括经济上的拮据。读志摩书信，不时可以看到这位浪漫诗人频频发出的满腹牢骚。抱怨陆小曼的贪吃：你一天就是吃，从起身到上床，到合眼，就是吃。也许你想芒果或是想外国白果倒要比想老爷更亲热更急。老爷是一只牛，他的唯一用处是做工赚钱。感叹金钱可恶：第二是钱的问题，我是焦急得睡不着。现在第一盼望节前发薪，但即节前有，寄到上海，定在节后。而二百六十元期转眼即到，家用开出支票，连两个月房钱亦在三百元以上，节还不算。我不知如何弥补得来？借钱又无处开口。我这里也有些书钱、车钱、赏钱，少不了一百元。真的踌躇极了。本想有外快来帮助，不幸目前无一事成功，一切飘在云中，如何是好？钱是真可恶，来时不易，去时太易。我自阳历三月起，自用不算，路费等等不算，单就付银行及你的家用，已有二千零五十元。节上如再寄四百五十元，正合二千五百元，而到六月底还只有四个月，如连公债果能抵得四百元，那就有三千元光景，按五百元一月，应该尽有付余，但内中不幸又夹有债项。你上节的三百元，我这节的二百六十元，就去了五百六十元，结果拮据得手足维艰。此后又已与老家说绝，缓急无可通融。这里不妨引用一点资料，看看徐志摩这位阔太太之大手大脚：
陆小曼租了一幢，每月租金银洋一百元左右，我们是寒伧人家，这个数目可以维持我们大半月的开支了。
陆小曼派头不小，出入有私人轿车……她家里用人众多，有司机、厨师、男仆，还有几个贴身丫头……陆小曼挥霍无度，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不顾家里需不需要，不问价格贵不贵。
(王映霞《陆小曼--浪漫孤寂人生》)
为了开辟财源，浪漫诗人甚至替人做房屋买卖的中人以换取些许资金。生命中的最后一段时间，徐志摩在上海北京之间飞来飞去，似乎潇洒得很，殊不知因为穷，坐的都是不花钱的飞机。他给陆小曼写信：至于回去问题，我哪天都可以走，我也极想回去看看你。但问题在这笔旅费怎样的报销，谁替我会钞，我是穷得寸步难移；再要开窟窿，简直不了。
最后诗人死于空难--不花钱的邮政小飞机的空难。
不过说句公道话，徐志摩的穷实在是阔中之穷，即便是这段最穷的日子，他每月收入也在五六百元左右，差不多相当于现在的两万元人民币，他怎么能算得上穷呢？而据李大钊引用的资料，20年代所得较高的上海下层劳工平均计之，苦力月得15元，人力车夫月得8元。
在那个年代，写诗本身自然不能挣大钱，无名诗人出诗集也往往要自费。但像徐志摩这样的留学生，高级而稀有的知识分子，只要有人聘请，课有得讲，书有得译，收入也还是丰厚得让大多数人羡慕的。闻一多尽管不能适应胡适、徐志摩等人的贵族化沙龙气氛，但他自己却还是不折不扣的贵族一分子。他在回国后几个大学分别担任系主任和教授，过的日子是富裕的、优雅的、诗意的。至于抗战时期辗转西南联大穷得刻图章卖钱，实在是战争背景造成的特殊境遇，那是后话。
三
新月诗人中，真正比较穷的是朱湘，而比较富有的除了志摩，还有一个邵洵美。
朱湘出身其实并不寒酸，父亲朱延熙进士及第，一直是京城或外放的官僚，母亲更是出身名门巨族。因此尽管幼年失怙，但在兄长的照管下，也依然顺利走过了考取清华和留学美国的人生旅程。朱湘之穷，始于清华，那时因与长兄有隔，经济上不肯求之，学费大半有赖于二嫂薛琪英提供，故常常一日三餐尽啃馒头。即使这样，毕业时还欠了高等科食堂的饭费和裁缝的工费，最后由同学好友罗念生担保付还。在美留学时虽每月有80元生活津贴，但一方面要从牙缝里节省出二三十元寄回国内供应妻儿，另一方转学到芝加哥后开销增大，已经无处俭省，有时连照一张照片的十几块钱都拿不出，逼得爱面子的诗人只好离群索居。
朱湘之穷，又来自他的孤傲性情。本来，回国后在安徽大学担任外文系主任，每月有三百块钱，如能妥善安排并维持一点人际关系，稳定的生活应当能够有所保障。然而因为对安大的失望，因为与新任文学院长的不睦，他最终失去了安大的教职。此后的朱湘，陷入最深的绝望，北京、武汉、上海，似乎都不欢迎他，到处让他吃闭门羹。因为无钱买船票，被人查出来当众受辱，船到上海，上岸找朋友赵景深借钱，才算赎回了自己的行李。
诗人在饥饿中写下的诗句令人动容：
朱湘，你是不是拿性命当玩
这么绝食了两天，只吞水，气，
弄得头痛，心怔忡，口里发酸；
还是有大题目当前，像甘地
那么绝食七十天，为了印度，
……
你的目标究竟是什么呢，讲！
孤傲的诗人，绝望的诗人，最后时刻的诗人，向二嫂借了最后的二十元钱，上船离开上海。第二天凌晨船近南京，诗人纵身跃入长江……
另一位邵洵美，作为新月派的诗人，如今也许已被淡忘，但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却也足够显赫。其祖父曾是清朝上海最高地方官，斜桥邵家名声赫赫，传遍上海滩。父亲虽然不争气，但到了邵洵美，家当也还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因此留学英国剑桥，对他来说也算不得什么大事。回国后的邵洵美，生活经历倒与徐志摩颇多相似之处，只是相对而言，邵洵美似乎比徐志摩更加财大气粗一些，他创办金屋书店，出版《时代》杂志，在徐志摩的新月书店办不下去的时候，竟敢于拿出大笔钱买下来经营。再后来，林语堂的《论语》，新创刊的《十日谈》，也都由他来作发行人。到三十年代中期，他已经成了一位成功而且著名的出版家了。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谁会想到大上海解放，这位抗战时积极宣传抗日，上海陷落后犹能保持大节的富豪诗人反而蒙冤入狱，最后贫病交迫而孤寂地死于文革之难中呢？他和郭沫若的命运，说来正是南辕北辙。
看来，作为一种精神诉求，写诗并不一定富有，穷诗人阔诗人皆可以写出不同凡响的诗。然而作为诗人，其穷其阔倒真是关系着其世俗生活的质量，有时甚至影响到他的身家性命。但何以穷，何以阔，似乎又难以逆料，家世、机遇、爱情、婚姻以及个性气质，似乎都能导致一个诗人由阔变穷，或者由穷至阔。但是，似乎还有一种更大的力量，冥冥中决定着诗人甚或一切人的命运，在这个力量面前，人，特别是个体的人，永远是弱小的、微不足道的。
--比如时代。
最后，引用百岁老人章克标为《邵洵美传》写的一段话结束此文：大少爷要挥霍结交，非钱不行；办出版事业、开书店当然需要资本，而且未必一定会赚钱，赔了本时，还得把钱补充、追加进去；做诗人似乎可以不要钱了，古时贫苦而闻名天下的诗人很多，但现代社会，做诗人要结社集会，要出刊物，印集子，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到处都得花钱。所以钱是最为必须的一种基础，基本的根基，有了钱才可以各方面有展布。
似乎又回到了钱上。上海证券报 子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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