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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程永如
2004年，中国出口产品遭受了68起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特定产品过渡性保障措施、纺织品特定保障措施等贸易保护调查，涉案金额约30亿美元。此外，直接或间接针对中国产品的进口禁令、海关价格监管措施、进口许可证管理、技术要求等其他贸易壁垒也层出不穷；部分环保、劳工等标准也在客观上限制了中国产品的出口。在潜意识层次，“中国
制造威胁论”也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并在各种利益集团的较量中日趋复杂。同时，应企业要求，中国政府也发起了8起反倾销调查。中国已经逐步进入贸易摩擦的高发期，如何处理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贸易摩擦已经成为中国面临的现实和长远问题。
贸易摩擦是贸易增长的副产品，是各种经贸合作的伴生物。贸易摩擦不仅涉及进出口，还涉及产业政策、汇率政策、税收和信贷政策等诸多方面，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贸易摩擦还涉及国际政治，更涉及国际经济和法律，需要专业性的沟通乃至交锋；另外也涉及政府、企业和民众的利益，媒体、公众、研究机构各方均十分关切。正确处理贸易摩擦，需要倡导“专业精神”。这不仅是形势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我们面对各种利益诉求的理性、务实态度。
以专业精神处理贸易摩擦，要求我们学习和尊重国际惯例。美国和加拿大的贸易量最大，各种贸易纠纷也就最多；日本和美国是战略同盟，但是在反倾销案件和ＷＴＯ多哈回合的规则谈判中，针锋相对，据理力争，日美20世纪下半期的贸易摩擦更是成为研究和观察贸易摩擦的经典案例；欧盟和美国存在泛大西洋盟友关系，但是在飞机补贴、基因产品等方面存在重大利益分歧，为此双方也经常走入ＷＴＯ争端解决机制。
以专业精神处理贸易摩擦，要求我们区分政治和技术两个层次。贸易是各国利益的互动，处理贸易摩擦不仅需要政治智慧，而且需要技术功底。政治层面重视宏观大局，有利于统筹协调，权衡利弊；技术层面的专业精神是必要的补充和降低风险的有效保障。没有技术，就没有执行力。在贸易摩擦的应对上，需要“功夫在诗外”的时候就要考虑政治、外交、公关手段，做到有失必有得，有所为有所不为；需要“就事论事”的时候，就应高度重视技术因素，如反倾销中的法律抗辩和对簿公堂。只有兼顾政治和技术两个层面，才能保证我们利益的最大化，才能发挥每个管理层的积极性，增强责任心，提高政府公信力。
以专业精神处理贸易，要求我们以具体利益为导向，以个案为基础，细化国别分类。后冷战时期，全球化日益加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也发生诸多变化。一方面，在市场开放、特殊和差别待遇、能力建设和技术援助等方面，发展中国家存在共同利益；另一方面，在相互市场和发达国家市场，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激烈的竞争，并形成一些利益相互冲突的分支集团，以纺织品最为典型。发展中国家既包括低收入国家，又包括中等收入国家；既包括最不发达国家（ＬＤＣ）和重债贫穷国ＨＩＰＣ，又包括印度、土耳其、墨西哥等综合实力较强的大国。土耳其对我发起47起。我们既要区别对待来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摩擦，又要在应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摩擦时有所差异。上）
作者为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2003届ＭＰＡ、梅森研究员、世界银行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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