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还清楚地记得，在前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总理说到金融改革是今年五项任务之一时，握着红铅笔的右手用力地向前一挥，说，“这是十分重要的任务、要下大力气。”政府推动金融改革的决心不言而喻。金融改革正是两会期间代表委员讨论热烈的话题，地方争夺金融资源便是话题之一。

    2月份，北京正式实施《促进首都金融产业发展的意见》，以1 6条优惠政策吸引金融机构总部到北京落户。《意见》中最吸引人的是，对在京新设立或新迁入京的金融企业给予一次性资金补助，如对注册资本10亿元人民币(含10亿元人民币)以上的，补助1000万元人民币；注册资本10亿元人民币以下、5亿元人民币(含5亿元人民币)以上的，补助800万元人民币。北京的这项政策在深圳、上海、广州等地引起了较大的反响。据说，北京政策公布后，广州仅有的一家人寿保险公司总部欲迁往北京，广州马上许诺相应的优惠；深圳计划在前两年优惠政策的基础上加大优惠力度；参加两会的上海政府某位主管金融的官员则向笔者表示，上海的政策比较原则，操作起来灵活。言下之意即上海的优惠幅度还可以扩大。招商引资的恶性竞争大有漫延到金融领域之势。

    两会期间，笔者两次旁听了国务院一位领导在地方人大代表团的讨论，这位领导人在两个代表团讨论时都提到了外商到中国投资的理念变化问题。跨国集团原本看重的是优惠政策，但当他们把研发中心和生产中心搬到中国后，看重的是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实际上，外商选择投资地时也不是只看优惠政策。索尼中国公司的一位主管曾感慨地跟笔者说，“如果不是将工厂设在上海，索尼在中国不会有这么快的发展。”上世纪90年代后期，索尼计划到中国建厂时考察过四川、上海等地。尽管四川的优惠政策更好，但上海工人的素质好，最后，索尼还是决定将工厂设在上海。由此可见，优惠政策并非争夺资源的法宝。对金融企业来说也是如此。

    笔者多次听过一些老总剖析金融企业向上海、深圳等地集聚的原因，他们说得最多的是三条。一是信息集中。对金融企业来说，信息就是金钱，上海有证券市场、外汇市场、期货市场等要素市场，深圳也有证券市场，两地均是信息的集散地；二是人才，上海、深圳、北京等地集聚了大量的金融人才；三是战略考虑，上海、深圳等地市场竞争激烈，一家金融企业如果不能在这些地方立足，就不能说在中国获得了成功。一位保险公司的老总是这样说的，“我要赚钱完全可以到青海等地方去设公司，那里投入低、竞争少、费率高，好赚钱，上海成本高、竞争又厉害，利润很低，但发展战略使我们不能不进入上海市场。”一家金融企业在选择落户之地时必然经过慎重考虑，地方政府要吸引金融企业更得在要素市场的培育和人才建设等方面下功夫。上海就在这两方面下了不少功夫，曾经制定和实施了建设人才高地的计划。

    竞争往往是非理性的，优惠政策的竞相攀比，不仅会造成政策的失效，还会带来金融风险。有优惠政策，就会有博弈。为留住金融企业，地方政府难免会袒护他们的一些违规违法行为。一根绣花针就能刺破一只气球，久而久之，小小的违规违法行为会酿成金融风险。所以，我们呼吁地方政府理性竞争，呼吁地方政府将竞争的视角放到市场环境和人才建设上，不要狭隘地攀比优惠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