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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和欧洲两地顶尖大学之间的差距一直在不断扩大。二战前，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有3/4归属欧洲，而如今，美国的获奖者却占了这一比例。很多欧洲明星学者都去了美国。尽管教学质量较难评估，不过就一般而言，最好的学者走到哪里，最好的教学也相随而去。
牛津大学拥有最强的教育品牌。但对那些了解并喜爱牛津的人来说，令他们沮丧的不仅是该校历史声誉和实际现状之间的背离，还因为它没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不过至少后面
这一点可能正在改变，而促进这一变化对于欧洲经济来说也至关重要。
牛津本身有一套复杂的学院体系。当地有一则笑话说，有位亲临牛津，站在众多历史建筑物之间的游客问道：“到底大学在哪里？”其实许多教学活动都在基督教学院与巴利奥尔学院等独立机构中进行。理科各系则提供授课和实验室。在文科领域，教师选讲课程，学生则选听课程，而且经常选择不去上课。大多数学生和教员都认为，最重要的是对学院忠诚，而非对这所大学忠诚。在外人看来，这似乎是造成治理问题的根源。
然而，真正的问题其实是大学的中央机构管理不称职，这个中央机构由五花八门的委员会组成，而这些委员会界定不明，职权重叠。如果现在有游客问：“大学在哪里？”，就会有人指给他们看威灵顿广场上那幢丑陋的建筑———那里是诸多委员会开会的地方。至于谁对某个决定负责，甚至是否做出过决定等问题，都不太明了。那些对其他学府来说不容置疑的预算或资源规划，在牛津却并不存在。
结果，最能干的人都退到了各个院系。每个专业服务机构的日子都不好过，因为优秀人士都不愿扛大梁。他们宁愿一边干“自己份内的事”，一边批评别人。在牛津，这种情形已经达到荒谬的程度。在任何学院或系科呆上5分钟，你都会发现里面的人对“大学”有着强烈的敌意。大学的利益看来与其各院系的利益不一致，而这种不一致，就如同躯体与自己的四肢打架一样。
去年，一位新的副校长来到牛津。他是新西兰人约翰·霍德，是第一位担任该职位的外国人。他试图结束这种分裂状态，把“大学”的控制权交给一个由各院系负责人组成的团体。一些顽固派产生了误解，认为这个计划是对各学院自主权的侵犯。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确实如此，这就好比在牛津大学的著名赛艇运动中，各桨手就选择了放弃自主权，因为大家朝同一方向划效果会更好。
这些计划还要求明确界定各方的职责范围。如果说这种改革看上去并不那么激进，这使我想起在先前一轮“改革”中，我曾经问道：哪个机构将负责对一系列具体问题制订决策？几乎每次得到的回答都是，随着各委员会推进自己的工作，答案就会自然显现。
新副校长最激进的提议是，应该按照美国一流大学的普遍做法，把对管理和财务的监督交给外部独立董事。在牛津毕业生的名册中，有一批人是任何公司都渴望获得的非执行董事。如果牛津大学有非执行董事，他们就不可能容忍该校糟糕的财务纪律。大家有个信念，似乎“我们在牛津就是这么干的”可成为任何做法的理由。实行外部问责制是取代这种信念的答案。而我的经验是，在致力于实现牛津大学的学术卓越性方面，外部人士会比内部人士采取更有意义的行动，因为内部人士为了追求内部共识，会回避质量控制所要求的选择和判断。
在商界和政府任职的牛津校友们应当明确表示，他们不仅支持副校长所设想的变革，而且如果要他们继续支持牛津，学校就必须进行这种变革。托尼·布莱尔首相也是牛津的毕业生，他已通过向各所大学拨款而赋予它们更多的自由。
如果机构改革能够跟进，那么要让哈佛和斯坦福再度担心来自牛津的竞争，或许就有一线希望了。
《国际金融报》 (2005年03月15日 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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