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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道大厦，是此次政协会议中经济界人士下榻的地方。在这里，人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从事过金融行业的委员大都将胸卡掩盖起来。目的只有一个：避免媒体就金融改革问题对他们进行采访。“这个问题太敏感，我们不便回答”。在铁道大厦“蹲点”的记者经常得到这样的答复。招商局集团董事长兼招商银行董事长秦晓是为数不多的肯谈及金融改革的政协委员。日前他在接受《财经时报》专访时指出：“完善社会信用环境与规范银行内部管理结构同等重要，但前者一直被人们所忽视。”秦晓则认为，目前无论是官员还是专家，
都把目前银行业的苦难集中在内部管理上，给人的感觉好像是通过注资、上市以及改善与之配套的内部治理结构就可以挽救中国国有商业银行。“这种趋势很令人担忧”。目前，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也正在为上市而进行积极重组。中央政府将对这两家注资的消息也不断见诸报端。但秦晓认为，目前的情况证明，注资的效果并不理想。“李鹏时代2700亿元，朱镕基时代1400亿元，但目前4大国有银行的呆坏账还是令人不满”。即使是招商银行这种早已实现股份化的银行，同样也有呆坏账的出现。“我们已经很注意风险控制了，但中国目前的信用环境出现呆坏账是一种必然。因为目前的中国，信用缺失使得银行面临风险是给定的，这不是通过内部治理结构的转变就可以解决”。秦晓说。因此，秦晓希望，主管机关以及国有商业银行的管理人员要充分注意到外部信用环境和内部治理结构的改善同等重要。
全国政协委员林毅夫：金融稳定为了弱势群体
本报记者钮键军“我认为，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金融政策可以发挥同财政政策同样的功能”。在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看来，稳定、适时的货币政策是保证中低收入者收入水平的根本保证。“中低收入者抵御经济波动的能力很弱，一旦发生类似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经济动荡，经济会出现大滑坡，造成大量失业，因此中低收入者是最先受到冲击，也是损失最大的经济群体”。同时，金融危机的后期，为了减轻金融机构的债务负担，一般都会出现剧烈的通货膨胀，而贫困人口抵御通货膨胀的能力较差，因此贫苦人口所遭受的损失也将较为严重。一个稳定适时的货币政策，将有助于避免金融危机，或减缓、减轻金融危机对经济的影响。林毅夫认为，建立一个有效率的金融体系，也将有助于贫困人口提高就业机会。目前，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以及某些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劳动力密集的区段。“贫困人口赚钱的唯一手段就是他们的劳动力”，因此，中国的资本应该更多地配置到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中去，这样可以为贫困人口增加就业机会。同时，也只有贫困人口能达到充分就业，才能使得全社会分享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成果。“在这方面我认为，中小金融机构具有很多的优势。这也是经济学家此前一直提倡发展中小金融机构的原因之一。”林毅夫说。全国政协委员朱登山：资产管理公司制度缺失严重信达贱卖资产案的背后本报记者钮键军“我现在退下来了，因此有些话可以说了。我认为，目前资产管理公司应该和以前的兄弟单位彻底脱离人事关系了。”3月8日下午，在政协会议间隙，全国政协委员、原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以下简称信达)总裁朱登山在接受《财经时报》采访时做出以上表述。据他介绍，目前各资产管理公司还保持着和建立之初时同样的人事结构。以信达为例，该公司从中国建设银行（以下简称建行)中剥离出来后，截至目前，一直是建行的行长做信达的党委书记，而信达的总裁则是建行党委成员。朱登山认为，这种人事关系的相互交叉，在资产管理公司建立之初有其合理性，因为“毕竟是从建行分离出来的，作为一种过渡性安排无可厚非”。但随着资产管理公司的日益成熟，这种身兼两职的做法则使资产管理公司的商业化改造遇到了困难。“一句话，资产公司和原来的银行已经没有任何直接的业务联系了”。
没有真正的监管
去年一些媒体曾指责信达以31%的价格购买的2787亿元资产，转手将569亿资产以极低的价格卖给外资。这起案件已经惊动了中央高层。朱登山认为，这一案件之所以惊动了中央高层，暴露出资产管理公司缺乏一个直接的监管者。目前，中国的资产管理公司在经营上主要是对财政部负责，因为“资产管理公司在设立之初，是由财政部注资”。但在人事上，则由中国银监会负责。这种双头管理的格局，使得在“没事的时候，两个机构争着管，而一旦出了问题，资产管理公司找不到向上反映的渠道”。朱登山认为，上面提到的资产转移案件，被中央领导人误认为是资产管理公司暗箱操作，使得不法分子一夜暴富的主要原因是，中央领导无法看到资产管理公司的意见。“资产管理公司需要一个真正关心它的监管部门”。朱登山对《财经时报》说。
缺乏合理的评估机制
“当然，呆坏账的评估体制是这起案件中暴露的另外一个问题”。朱登山认为，资产评估和定价已经成为制约不良资产处置的难点和瓶颈。国家赋予资产管理公司直接转让债权的处置手段，但由于当初银行的不良资产是按账面价值向资产管理公司剥离的，未经评估和市场询价，为后期处置带来较大困难。有关不良资产处置评估、定价，特别是涉及债权的评估定价，缺乏统一的标准和程序，加上市场交易定价机制没有形成，市场容易对定价产生争议。据悉，为了避免有低买国有资产的嫌疑，现在资产管理公司一般不敢通过直接转让的方式来处理不良资产，而一般都是采取拍卖的方式。“尽管拍卖的价格可能还会低于直接转让方式，但可以让资产管理公司少一些‘卖国贼’的罪名”。对此，朱登山呼吁有关部门，尽快统一制订具有可操作性的资产处置评估定价管理办法。
独立核算：理想目标
在朱登山看来，国际经验表明，建立市场化处置不良资产的体制和机制，是提高不良资产处置效率和回收率的必要条件。而目前，资产管理公司没有建立起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对其形成市场化运作机制产生很大影响。“如果引入战略投资者，资产管理公司原由国家独自承担的风险，可以部分地转移给其他股东，促进风险分散化。同时，多元化的股东结构和股东的共同利益，也将促进资产管理公司内生出有效的激励和风险防范机制”。朱登山说：“资产管理公司还应该建立科学的财务核算体制。”在财务核算上，虽然对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实行分账，但却不允许对商业性业务实行独立核算，这实际上限制了资产管理公司开展商业性业务。朱登山建议，国家允许资产管理公司对商业性业务实行独立的财务核算，比照一般性金融企业，照章纳税，税后利润按国家有关规定自主支配。
中国进出口银行行长羊子林委员：政策银行寻求外汇注资
本报记者钮键军“国有商业银行获得了那么的财力支持，而我们这些政策性怎么没有人关心。”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进出口银行行长羊子林在政协经济组小组讨论上这样说。在他看来，在目前的金融机构改革中，政策性银行明显被忽视了。据权威人士透露，争议长达两年之久的《政策性银行管理条例》草案有望在2005年完成制订。与此相关的“中国进出口银行管理条例草案”同样为该行规划了新的蓝图。原来的进出口银行注册资本金仅33.8亿元，有部门建议，通过股份多元化和引入外资等手段将其注册资本大幅增加到200亿元。此外进出口银行的业务范围可能也会有所拓展。新条例为进出口银行增加了多项新业务，如办理本行贷款项下的本外币存款、结算业务，办理自营外汇买卖和对客户贷款项下外汇资金保值的代客外汇买卖业务等。在这次会议上，原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廷焕委员建议，仿效此前商业银行改革的做法，对政策性银行进行改革。具体做法是，建立一个专门的组织机构，加强协调工作。但羊子林认为，目前进出口银行最需要的是政府的财力支持。据悉，进出口银行建立10年以来，从中央财政获得的资金只有50亿人民币，而进出口银行支持的进出口数额则达到了1600亿美元，资金只能依靠进出口银行在海外市场上发行债券来筹集。“但美国正在对我们进行敲诈”。羊子林说到此显得有些愤怒。他解释说：“美国人经常利用压低美国国债的价格的办法，来增加我们融资的成本，这个幅度一般在一个百分点左右；而在中国政府购买美国国债时，则有意抬高价格压低收益率。”因此，羊子林呼吁政协能够提出一些建议，促使国家加大对政策性银行的支持，并且是“实实在在”地支持。鉴于中国正在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而进出口银行是中国金融业在这一战略实施中的重要环节，因此他呼吁，应当考虑效法注资中行和建行的做法，将中国的外汇储备的一部分注入给进出口银行。他认为，国有政策性银行同国有商业银行一样，需要政府的财政支持，而鉴于中国进出口银行在日常业务中需要大量的外汇资金，因此他希望国家能提供外汇资本金，便于进出口银行扩大业务，“为中国外贸事业发挥更大的力量。”
大连商品交易所总经理朱玉辰委员：“中国因素”不能成为“中国损失”
本报记者李文科2004年的全球大宗商品市场演绎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激烈行情，而2005年的大宗商品市场似乎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因素”似乎被国内外一致认为是最为关键的原因。正在北京参加两会的全国人大代表、大连商品交易所的总经理朱玉辰3月11日透露，在今年的两会上，他提交了一份题为“关于发挥‘中国因素’作用，规避国际贸易风险的建议”的人大议案，希望能改变“中国因素＝中国损失”的状态，实现“中国因素＝中国优势”的转变。
中国因素＝中国损失？
2004年，中国需求成为影响世界初级产品价格、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同样是这一年，中国基础性商品国际贸易承担了巨大涨价风险。这一年，中国基础性商品贸易量持续增长，部分商品采购量占世界总进口量的20%-35%，其中铜进口量占国际贸易总量的20.6%，大豆进口量占国际贸易总量的31.2%。同期，国际商品市场价格大幅波动，石油、铜的价格波幅分别为73%和39%，大豆、玉米和棉花的价格波幅分别为112%、76%和70%，主要品种价格均创出近10年甚至20年来新高。企业和行业面临的国际市场风险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甚至有的行业因此面临“灭顶之灾”，特别是2004年，中国石油、铜、大豆、棉花等多种商品在国际贸易中都曾承担巨额损失。中国买家（China-buyer）一再成为国际资本狩猎的对象。不仅如此，中国还被认为是拉动全球商品价格上涨的“罪魁祸首”。能不能发挥中国作为基础性商品大消费国和贸易国的优势，把“中国因素”转变为“中国优势”？
中国因素＝中国优势
这应该是可行的。朱玉辰在议案中提出，“调控体制不顺和企业风险回避手段缺乏是中国承担涨价风险的主要原因。”其中包括中国国际商品采买体制的不完善。朱玉辰因此提出，要发挥“中国因素”作用规避国际贸易风险，也是维护中国经济安全的重要方面。“实现大宗商品贸易安全的最大风险不是供给不足，而是价格风险管理手段的缺乏，国际商品话语权的弱小。”因此，政府要调整中国国际商品采买体制，不能通过集中采购来提前给市场一个“狼来了”的预期，而要调整市场调控的理念，坚持“市场调控要顺势而为，注重长远，增强调控前瞻性”。同时，政府和企业要增强避险的观念，将风险管理能力作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如何发挥“中国因素”的优势，朱玉辰特别强调，中国必须加快发展中国自己的期货市场，以争夺国际商品定价权，变客场为主场，以此减少企业参与国际商品采购的操作风险，降低政府监管成本，以确保国民经济的安全稳定运行。
全国政协委员厉以宁：关怀弱势群体不是“杀富济贫”
经济学家要有勇气顶住两方面的压力，一个是上面的压力，不做“风派”；一个是互联网的压力，互联网上说什么的都有。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本报记者沈小雨每年两会跑经济口的记者都很关注两个经济学家，一位是吴敬琏委员，一位是厉以宁委员。今年两会期间，他们同样是记者追踪的目标。
有成绩也有不足
怎样看待一年来宏观调控的运行是记者关心的问题，厉以宁委员表示，对去年以来的宏观调控，既要看到它的成绩，也要注意到它的不足。概括起来，成绩有三个方面。首先，整顿了那些违反国家相关规定的投资项目，纠正了一些违规的现象，包括炒卖土地等问题。这是宏观调控的主要成绩，必须肯定。如果这样，我们国家在经济增长质量方面的矛盾会更加尖锐。其次，我们的产业结构通过宏观调控得到相应的调整，原来一些基础比较薄弱的产业，特别是近年来一些重点发展的产业开始出现下降趋势的情况下，通过宏观调控手段达到了扶持的目的。比如，农业问题，就是通过政策倾斜获得更好的发展空间。第三，有利于国有资产的重组。宏观调控有利于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市场化的工具，扶持一批具有竞争力的大中型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发挥作用。他说“看到成绩也要说不足。”首先，在使用宏观调控的三个工具：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行政手段的时候，有些行政手段过激。比如，某管理部门竟然用电话通知所属银行停止发放贷款。在宏观调控中，政府采用不规范的行政手段来调控，会造成政府威信的下降，影响调控效果。第二是地方有些部门不按产业的实际情况操作，没有领会中央“有保有压”的方针，造成“一刀切”，给一些有竞争力、有市场的企业造成不良后果。第三是对待民营企业，有些部门不是按照政策操作，而是按所有制来对待，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不能一视同仁。这种情况是主管部门没有吃透中央精神，对“有保有压”政策的错误理解，引起了民营企业的不安。后来虽然有所纠正，但反映出我们宏观管理存在疏漏。
未来调控的四项重点
至于今年的宏观调控，厉以宁认为，第一是今年中国物价上涨的压力不可低估，虽然经过了一轮宏观调控，但我们的投资率仍然较高，生产资料和消费价格上涨的趋势已经出现。再加上一些不确定的因素，比如农产品价格，今年会不会有天灾影响农业的收成等。都将形成今年的通胀压力。第二，宏观调控应继续贯彻中央“有保有压”的方针。这样，使那些解决瓶颈问题的建设项目尽快上马，为将来的经济发展奠定基础。第三，通过宏观调控逐步改善经济增长方式，调整高耗能、高污染、高投入、低产出的项目。扶持那些经济增长质量好的项目。GDP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指标，但不是唯一的基础性指标。第四，宏观调控不仅调整经济运行，而且还包括收入分配的调节。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还包括收入分配的调节，通过调控缩小贫富差距，在分配的调节方面更多地帮助弱势群体。但绝不是“杀富济贫”，而是通过再就业工程、保障农民耕地等措施对分配进行调节。厉委员指出；经济学家要有勇气顶住两方面的压力，一个是上面的压力，不做“风派”；一个是互联网的压力，互联网上说什么的都有。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作者：钮键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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