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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特派记者叶红菱、施建、王素慧北京报道：今年2月24日公布的《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俗称“非公经济36条”），极大地振奋了民营企业家阶层，但鲜有人知的是，这份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文件源自全国政协的一份提案，而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就是“36条”建议案的提议人之一。昨天，本报记者尾随采访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等领导时，很偶然地得知了这一消息，当即抓住机会软磨硬缠，终于独家专访到一旁向来低调的刘永好。沐浴着全国“两会”的春风，刘永好的心情看起来很
不错。作为“36条”建议案的参与提议人之一，他向记者娓娓道来“36条”建议案的最初形成内情。
贾庆林交下新任务
刘永好说，他是全国政协常委，也是全国政协工商联界别的政协委员。“36条”建议案的提出，源自新一届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对他们布置的一项“任务”。“当时，贾主席刚主持新一届工作，就对我所在的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说：当前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协经济委员会可要发挥很大作用，希望你们研究一些重大课题。紧接着，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刘仲黎就亲自安排我们进行选题，当时包括我在内的好几个人都选了这个有关‘36条’内容的选题。”“因为我是民营企业家，又是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一员，理所当然就选了这个题目。”“2003年，我们成立了一个调研小组。其中包括刘仲黎、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香港新世界总裁郑家纯等十几人，分头前往广东、辽宁的很多地方，听取了当地很多民营企业家的意见，最后形成了一份调研报告，这是‘36条’建议案的原型。”刘永好回顾说，从他们最初展开调研到形成建议案花了半年多的时间，上交给国务院仅仅一年时间，一份比他们当初的建议案更详细更科学的“非公经济36条”就颁布了。刘永好清楚记得，贾庆林主席告诉他，这份提案以政协经济委员会的名义上交国务院的当天，温家宝总理就作了批示。“那是2003年2月13日。”刘永好告诉记者，后来，在“36条”建议案上，温总理还再次作了批示，要求由国家发改委和国务院研究部门牵头落实。其间，国家有关部门组织了20多个单位就“36条”向民营企业和群众征求意见和进行修改，全国统战部、全国工商联在这中间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提出了很多非常好的建议。
温总理亲自听民声
谈及“36条”的制定，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曾说过一个细节：“36条”的初稿中各个目标都定得比较高，因此后来征求各个部门意见时，有些部门可能一开始理解不够，又把“36条”放了下来。对此，刘永好也说，“36条”的出台确实经历了一个“一波三折”的过程。在一些部门有思想波动时，温总理再次作出批示：由曾培炎同志亲自负责。因此，国家发改委和国务院研究室等部门又具体牵头落实该建议案。大家对“36条”的制定又提高了认识的新高度。这样，在征求了20多个部门意见后，经过差不多一年的时间，“36条”出台了。“其间，我记得就‘36条’的制定，有关部门至少5次征求和听取了民营企业家和政府部门的意见。一次在青岛、两次在浙江、一次在成都、还有一次在中南海举行。其中，温总理至少三次亲自参加会议听取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对‘36条’的意见。”“当时在成都的一次会议上，我提了一些建议，包括舆论氛围的建设、金融的信贷支持、行业的支持和中小企业的投资以及民营企业对就业所作的贡献等问题。当时，我注意到我发言的时候，总理不断地在做笔记，而且还不断插话，对某些问题发表他的意见。”刘永好激动地说。刘永好接着说，成都的这次会议马凯、李荣融等一些国家部委领导都参加了。如此高规格的总理亲自出面，进行大范围调查研究非公经济的会议，这是前所未有的。其间，两次在浙江的会议，总理都亲自参加和主持，并听取民营企业家的意见。在成都，总理也是亲自参加，听取企业家意见。另外，在中南海，也请了一些企业家去征求意见，包括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提了很多好的建议。
“36条”具划时代意义
刘永好指出，事实上，国务院最终出台的“36条”文件，已经大大丰富了当初全国政协所提的建议案。“当时我们的建议案件总共才17页，主要包括对几个地方非公经济进行的调查研究，并提出我们的建议。”他回忆说，这包括提出在市场准入、金融融资、财税金融方面的支持，和舆论环境的营造，以及对国家旧政策的清理和新政策的制定提出一些建议。“但我们提到的这些建议‘36条’上都有，而我们没有提到的‘36条’也有，大大超过了我们的预期，‘36条’比我们上交的建议案内容更充实、更科学。”这位蜚声海内外的著名企业家深有感触地说：“我亲历了‘36条’的制定过程。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国家发改委在发展、改革方面所起到的巨大作用，因为‘36条’的制定和推动实施的过程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改革的过程。今年是改革年，而担负着改革重任的发改委是以‘非公经济36条’为起点推动改革的。从这个角度看，‘36条’的推动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标志着我国政府在改革上迈上了新的台阶。”（日京／编制）（来源：金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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