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人民日报和人民网的联合调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过大”是今年“两会”百姓关注的热点之一。如何诊治“贫富差距过大”这个老大难问题，代表委员们开出了六大“处方”：教育是公平基石、个税改革，提高征收起点、壮大中产阶层、征收高消费特别税、慈善公益事业、理顺分配关系，构建和谐社会。

    代表委员们拳拳之心殷殷可鉴，欲求中国社会之和谐，必然要 达到一种相对的平衡，即穷人不会产生一无所有的被剥夺感，认为所有的生活之路都被堵死了。培根说：“人生的最大恐惧不在于贫穷，而是发觉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找到摆脱贫穷的途径。”这种权益的被剥夺将会带来巨大的社会不公平；富人不会看上去无所顾及--一掷千金、豪气斗富，但内心却有一种严重的不安感。如果社会的大部分人都处于前一种状态，个人的愤怒就会郁积为集体的不满，这些富人的举动就会被视作对他们的某种无形侮辱和挑衅，社会隔阂与矛盾将进一步扩大，这是早为历史所证明了的。

    和谐社会需要改变这种现状。但另一则新闻也许会让不少人的心中一凉———去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郑斯林部长曾透露出一个数字：目前我国养老金缺口达2.5万亿，这个资金缺口相当于我国近一年的国民经济总收入。如果这种情况得不到改善，这也就意味着若干年后，很大一批人将面临无法领取养老金的困境。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郑斯林部长表示，解决养老金缺口问题的工作早已启动，政府一直在努力扩大养老金的征缴面，目前，对国有企业征缴养老金已基本覆盖完成。今后将把征缴的重点转向民营、私营等非公企业。

    养老金缺口有两个涵义，一是指当年收的养老保险费不够支付当年的养老金支出，就是“收不抵支”；另一个是指“空账问题”，我国实行养老保险制度，按照正常流程来说，企业和个人缴纳养老保险费后，一部分拿出来用于支付已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另一部分应存在个人账户中留给自己退休后使用。问题就出在这里，养老金制度从开始实施到现在，部分地区养老保险费一直处于“收不抵支”的状态，这些个人账户从创建起就是空的。

    先说第一个问题：收不抵支。为什么会出现当年收的养老保险费不够支付当年的养老金支出？这恐怕要追溯到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初阶段，众说周知，在改革开放以前，城市劳动者基本集中在国有企业，而当时的“高积累”政策使得职工的大部分劳动所得被征集用于企业的再发展资本，一般人的工资都很微薄。作为回馈，国有企业为职工们提供了“大而全”的福利化制度。然而，改革开放使得这种制度一夜之间瓦解，许多国有企业改制，被同时推向市场的就是这些职工们。但此时最大的难题就是他们的工资水平依旧停留在“计划经济阶段”，他们几十年来的大部分收入都化为了工厂里轰然作响的机器设备。这也就是前一阵热议的“个税起征点低”问题所在。大部分人收入都在几百元时，能够收取的税十分有限，能够按比例交纳的养老保险费更是少得可怜。所以，“收不抵支”。

    “收不抵支”是历史性欠帐，几千万已经退休或即将退休的原国有企业职工们为中国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经济发展付出了巨大贡献，默默地将自己应得的一部分收入交给了政府用于扩大再生产。给他们一个相对更公平些的补偿机制，是这个社会应尽的职责。

    “空账问题”则牵涉到目前仍然工作的每一个人。目前，公共养老金体制只覆盖了不到25%的劳动大军：基本体制覆盖了15%的劳动者，公务员体制覆盖了3%的劳动者，自愿参与的农村体制覆盖了大约5%的劳动者。（资料来源：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2005.02.01）其中，农村是最薄弱的环节，民营、私营等企业是重灾区。也因此，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郑斯林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说了一句话：“最想为农民工谋利益，改善他们的生存状况。”

    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情况大家都清楚，不仅是农民工，由于现行社会保障强制制度执行不力，大量城市人也要承受在许多民营、私营等企业中缺乏基本社会保障供给的危机。他们基本都属于劳动力的最鼎盛阶段，如果这个阶段不提供基本社会保障供给，那么等这些人逐渐老去，更大范围的养老金“青黄不接”将出现。

    所以，政府加大社会保障制度的强制性是刻不容缓的。我们不能再造成新一轮的“历史性欠帐”。如果大量民众连基本的社会保障供给都没有，任何缩小贫富差距的设想都是空谈。而这需要政府迎难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