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国川
刑法的威慑作用在实践中是有条件的，无论投入多大的成本，只能减少若干犯罪，不可能依靠它来提升人们的道德水平
在“两会”上，有的政协委员对现在青少年的道德素质忧心忡忡，建议应该以法律手
段加强青少年道德建设。针对农民工工资拖欠现象，又有人大代表提出，刑法应增设“拖欠工资罪”。
不管是委员还是代表，针对一些突出的社会问题，首先想到以法律手段来解决，这说明建立法治国家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是可喜的现象。但是，我们也遗憾地看到，现在社会上又出现了另一种思维惯性，就是凡是要解决的问题，都推向法律。一句话，在一些人的意识中，仿佛法律是万能的。
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有人呼吁刑法设立“见死不救罪”，以惩治那些患有“道德冷漠症”的人们，拯救日益下滑的社会道德水平。这是典型的“法律万能”思想的体现。但是，刑法的威慑作用在实践中是有条件的，无论投入多大的成本，只能减少若干犯罪，不可能依靠它来提升人们的道德水平。从全球刑法历史也可看出，刑法也不总是管用的，社会心理的罪罚标准总是跟着立法心理跳跃。德国“加洛林娜法典”时代是重刑主义的经典时代，调戏妇女、入门盗窃就得判死刑。但最终不仅没达到目的，反而秩序大乱。
我国曾经受到“无法无天”的种种磨难，施行法治以来带来的变化有目共睹，这就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法治的憧憬和向往，难免对法律膜拜起来：
一有什么问题，人们就去寻找法律工具，没有法律可用的，就呼吁制定法律。遍观媒体，到处是学者专家们在呼吁制定新法律，仿佛有了法律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仿佛单纯依靠法律就能够创造一个和谐的社会。说到底，这还隐约着一种被忽略的、不负责任的思考模式：不是自己动手解决，而是把重大难题推给法律。
在现代化进程中，人们尊重法律、重视法律固然应当，但正如列宁所说，“真理向前迈一步，就是谬误”，当尊重法律演化为相信“法律是万能的”时，也就蜕化为另一种迷信。
事实上，法律仅是社会的一种工具而已，它既非是惟一的也不一定是最好的，在很多时候，人们是在其他手段不能奏效的情况下，才启用法律工具。
如果认为法律就像传说中的魔仗一样，有无限神通，社会的一言一行都要由法律来规定，重视用法律规范而排斥其他社会规范，把应由道德规范、习惯规范解决的问题或用道德规范、习惯规范解决更好的问题，通通诉诸法律，只会适得其反。想依靠法律解决包括道德困境、行政难题和社会痼疾在内的一切社会问题，不是痴人说梦，就是自欺欺人。
社会是丰富多彩的，需要运用各种手段来调节。世上没有救世主，也没有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不管是法律还是市场，或者教育，以及其他什么东西，都应该各安其位，在各自的领域里发挥作用，如果他们互相“越位”，只会无功而返，甚至会引发混乱，让社会付出惨重代价。因此，我们必须破除一切迷信，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地解决社会问题。这才是我们正确的选择。
《国际金融报》 (2005年03月12日 第四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