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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对象：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 汪玉凯
和谐社会十人谈（5）本报记者 柏晶伟
和谐社会，是基于法律框架和道德约束，以人为中心的人、自然与社会的协调统一
中国经济时报：关于和谐社会的内涵究竟如何把握，目前理论界已经作了许多有益的探讨，这些讨论对人们加深对和谐社会的理解，无疑具有启示的作用。您如何理解“和谐社会”？
汪玉凯：按照我的理解，所谓和谐社会，就是基于法律框架和道德约束，以人为中心的人、自然与社会的协调统一。这个定义至少包含三层含义：
第一，和谐社会是以人为中心的。就是整个和谐社会的构建也好，内涵也好，都是以人为中心的。
第二，和谐社会是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和道德约束来实现的。这两者缺一不可。
第三，和谐社会的实现程度直接反映着一定时期公共治理的水平和能力。实际上我们看到，和谐社会是一个过程，我们现在看中国历史上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应该说是那个时代和谐社会的象征。
按照以上理解，我认为这个概念至少应该包括三方面内容：
首先，人和自然的和谐。人和自然的和谐主要是指崇尚自然规律；爱护、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以及人类要最大限度的合理利用资源，而不能过度地掠夺资源、破坏资源。
这就要求我们在发展中，必须坚持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是我认为体现人和自然的和谐。
其次，是人与社会的和谐。这里主要包括社会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和谐发展，也可以理解为不同利益主体的冲突化解机制。应该承认，任何社会不可能没有利益冲突，但是这个社会有没有化解利益冲突的有效机制，这个非常关键。社会成员之间的和谐以及作为社会成员个体自身的和谐，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人的精神愉悦。
第三，是公共治理的和谐。这方面至少包括以下几个层面：
一是政府、市场、第三部门，这三者之间的协调和配合。我个人理解，现代社会基本由三类组织构成：一类是公共部门，一类是企业，一类是非营利组织，这三者能否各司其职，对社会的和谐有直接的影响。比如，由企业作为主体的市场，在社会发展中，其最主要的功能就是能有效、快速地配置各类社会资源。有本事的人就富，没本事的人就穷，优胜劣汰的竞争规律起了很大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看，市场注重的是效率，但解决不了公平，重视效率就可能制造很多社会的不和谐，引发冲突；但政府及其公共部门所发挥的作用，则正好是要弥补市场的缺陷，通过公共财政、公共政策以及通过公正性来化解这些矛盾和冲突，维护社会的和谐。同样，作为民间组织的非营利系统，它既可以弥补市场的某些缺陷，也可以弥补政府的某些不足，是对政府、企业以及市场功能的重要补充。所以我认为是政府、市场和第三部门的合理配合。这将对和谐社会的构建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二是政府与公民的合作。政府与社会的合作之所以重要，在于如果社会有没有正常的表达机制、表达的途径，公民有没有参与公共治理的机会，否则这个社会实际上是不可能真正和谐的，这是现代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
三是社会公平以及政府管理所必须体现出的正义。如果政府所代表的公平正义的天平发生了倾斜，公共治理的和谐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在于公共治理的和谐
中国经济时报：您提出通过公共财政、公共政策以及通过公正性来化解社会矛盾和冲突，维护社会的和谐。将政府公共治理纳入到构建和谐社会体系中，等于是明确了政府与公民的关系，而且您用了“合作”这个词，为什么？
汪玉凯：我认为在和谐社会构建的过程中，公共治理的和谐是最关键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最终都体现在公共治理是否和谐。而政府是凌驾在社会之上最具权威的公共机构，它代表的是公平、代表的是正义，在社会上面凌驾了很多很多机构，如大学、医院等，但除了政府之外，任何其他机构都不具备政府这样的职能。政府的公共政策、制度安排是否得当，会直接影响公共治理的和谐；而公共治理的和谐与否，又会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一定时期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正是从这个角度上，我认为公共治理的和谐不仅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决定其他和谐要素是否和谐最关键的因素。由此可见，政府在和谐的社会构建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反过来我们看，中国社会目前出现的许多不和谐现象，我认为也是和公共治理的不和谐有直接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主要是由公共治理的不和谐引起的。
中国经济时报：为什么这么说？
汪玉凯：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发展的结构失衡；公共政策的偏颇；政治制度安排的缺失。
这三个方面是体现我们治理不和谐的因素。我认为都与政府公共治理本身有关。
就发展结构的失衡来讲。我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发展所取得的成就是前所未有的，但是仔细研究就会发现，中国这些年来的发展结构是失衡的。政治发展、社会发展、经济发展这三大发展，我们是经济发展最快，社会发展相对缓慢，政治发展整体滞后，这是我的看法。就是在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政治发展这三者之间，我们高度关注了经济发展，这无疑是对的，而对社会发展、特别是政治发展，却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这种发展结构的失衡，不可避免地导致一系列的社会后果，也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不和谐。
就公共政策的偏颇来看。一个社会公共治理是不是和谐，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政府所制定的公共政策，能不能体现公平、公正和正义。而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看到这些年在某些公共政策制定方面，我认为是有失偏颇的。比如说我们强调了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但是我们没有在如何实现集体富裕的政策配套方面，采取更多的对策，由此导致贫富差距拉得越来越大，超过了目前中国社会所能够承载的程度，也引发了一系列社会的不和谐和矛盾、冲突。我看到报纸上报道，北京市的收入差距，2003年是3．4：1，2004年发展到4：1，还在扩大。可见，在公共政策制定方面，现在反思的话，我认为还是有偏颇的。这里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弱势群体问题。我认为个体差异是永远存在的，问题是弱势群体在整个公共政策的制定方面似乎越来越被边缘化，因为弱势群体不像强势群体能够凭借着他们对社会财富的占有，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弱势群体在争取公共政策方面能力的下降，是导致社会不和谐的一个重要因素。
从政治制度安排的缺失来看。一方面是中国的市场化在不断向前发展，另一方面是政府及其部门的行政化却越来越强化。这种看起来十分矛盾不可思议的问题，却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频频出现，这不能不使人感到忧虑。还有权钱交易，权力行使的非理性，大量的腐败，我认为这些都是引发社会不和谐非常关键的因素，而这些问题几乎无一例外地与我们的制度缺失、制度安排有关。这就足以说明，在现在生活中存在的种种不和谐的问题，有相当一部分都是由公共治理不和谐引起的。
加快政府转型，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对策
中国经济时报：如果说公共治理的和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现在大量的不和谐主要是因为公共治理的不和谐引起的，那么，我们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如何实现公共治理的和谐呢？
汪玉凯：第一，在政府的发展战略选择上，我认为应该突破单一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维。我们知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针对过去以阶级斗争为中心提出来的一个重要口号。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大的成就，与这个中心的确立、坚持，是分不开的。经过26年发展，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也有一些值得反思的地方。
毫无疑问，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朝着多元社会方向在发展，经济多元化，观念多元化，社会生活的多元化，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我们的政府发展战略，究竟是继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是需要重新审视这个口号，值得认真研究。我的基本感觉是，政府发展战略如果继续提这个口号，容易忽视诸如社会发展、公共服务等。所以我的观点是，可否用可持续发展为中心替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样定位政府的战略，可能更符合中国社会面临的实际。在我看来，可持续发展决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可持续发展，还应该包括经济、社会、城乡、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也包括人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我认为以可持续发展为中心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本质上说，是不矛盾的，只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不同阶段的政府发展战略的某些差异，也是我们改革开放走到了今天，应该及时做出的某些必要的战略调整。
第二，公共政策的制定方面，我认为政府应该真正地体现它的公正、公平和正义。这一点我想我不必要过多地阐述，这是政府诞生以来，必须坚持的属性，如果政府背离了公正、公平与正义，就是公共政策失败的表现。这是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的，而在这个方面，我们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应该成为政府构建和谐社会的抓手，以此化解社会冲突和社会矛盾。
第三，从政府的职能的实现形式来讲，我认为重要的是两个职能，即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过去我们更多的关注是经济调节、市场监管，从2003年“非典”以后我们逐步认识到了另两个职能的重要所在，开始把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放在重要地位。从发展的视角看，我们的政府整体上确实面临历史性的转变，也就是我们这两年提出的应该由一个管制型政府走向服务型政府，或者说由一个单一型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向公共服务型政府，我认为政府职能实现形式上转变，应该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举措。
第四，从政府体制、制度安排的角度来讲，要尽快改变制度缺失的问题。目前最为迫切的是需要重新思考我们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如果继续这样下去的话，将会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羁绊，甚至可能继续制造某些不和谐。所以我认为，制度安排是公共治理和谐的核心。
中国目前制度安排不和谐，问题也许并不都在政府，也不仅仅是行政效率问题、转变政府职能问题、甚至是政企分开问题，而是有更重要的制度安排问题，如政党政治、民主、法制等政治体制高端的制度安排问题，换句话说，只有政治体制高端的制度安排更加合理，政府管理体制方面的问题才能迎刃而解。从这个意义上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共产党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目标，我认为为和谐社会的制度安排指明了方向，也给人们以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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