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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全国“两会”特别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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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余力
零农赋时代的到来，使农民对未来有了稳定预期，“抢着种地”的现象开始出现。但要使农民保持稳定的收入增长，不仅需要政府继续提供制度支持、提供足够的公共品，还需要配套政策，使农民能够自由流动
零农赋
2005年3月初，湖北公安县沃野连绵，地里油菜、小麦一片绿意。湖北省取消农业税的决定，在春节的瑞雪之后，让农民们对好年景充满期待。
“这辈子都没想过，种田还可以不用交税。”毛家港镇火龙港村，56岁的许先桃老人第一反应是不
敢相信。
到今年1月为止，湖北是全国26个宣布取消农业税的省份之一。公安县的官员透露，从今年开始，他们只能向农民收取“县乡排灌费、村排涝费、一事一议费用、荆南四河以资代劳费”等四项费用，虽然目前仍未最后确定具体标准，但“一亩地的负担只有40多元”。
2004年初，中央发布以增加农民收入、保证粮食安全为主要内容的一号文件，减免农业税、农业特产税294亿元；对农民的粮食直接补贴达到120亿元，对部分地区的农民购买农业机械和良种也予以补助。同时，为了抑制化肥价格上升，国家还对化肥企业进行补贴———各项补贴累计达140多亿元。
在湖北，2002年开始农村税费改革，取消了“三提五统”等诸多收费项目，2003年农民负担降为7％。2004年，负担降为4％，同时，粮食主产区农民享受粮食直补和良种补贴。
许先桃一家四口，7.06亩土地，2004年拿到的粮食直补为111元，良种补贴为83元。他们承担的税费和劳务从2003年的1001元降为516元，其中，农业税负担从842元降为378元。今年取消农业税，按照每亩40多元的标准，再扣除粮食直补和良种补贴，许家的总负担不足100元———估算之后，许仍有些难以置信：“八百年没下过田的人都要抢着种地了。”
抢着种地的情形已经出现。村里的任大妈就在为拿回自己的责任田而努力。1998年，对种地失去了信心后，任大妈把房子卖了，9亩责任田也让给别人种，全家迁到了城里。今年她又回来买了房子，准备重新种地，但村干部颇有些留难，“每亩地要交三四百元时你走了，现在只交几十元的时候你又回来！”
任大妈的例子并不少见，当地人告诉记者，“现在已经没有抛荒地了。”
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宣布，明年将在全国全部免征农业税。
天帮忙、价格好
2004年国家减免农业税负和发放各项补贴总计430多亿元，回报是———粮食总产量4695亿公斤，增长9％，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936元，增长6.8％。产量和收入增长都是1997年以来最快的一年。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锡文在年初指出，“粮食增产之多，农民增收幅度之大，确实出乎意料……粮食产量的止跌回升，农民收入增长的明显加快，应该说是去年整个国民经济中最引人注目的亮点。”
在低速徘徊8年之后，农民的收入在去年陡然大幅提高，主要是因为税负的大幅下降吗？
简单的计算可以发现，政府“多予少取”的430亿元，如果平均发放给4.9亿农村劳动力，每人不足100元。那么，数百亿的财政支出，意义何在？对农民而言，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政府这些“真金白银”的支出，使他们对未来有了稳定的预期，“不再害怕种地了”，粮食种植面积恢复成为可能。
公安县紧邻荆州，因刘备在此驻军而得名，历史上就是粮棉大县，但1990年代中期时，农民每亩负担高达380多元，“挣的还不如交的多，那时许多人都害怕种地”，土地出现抛荒。而目前“抢着种地”的现实足以证实政策的有效刺激。
与上年相比，许先桃一家去年总共减少了679元税负，但这仅相当于一亩棉田的成本投入，去年许家的收入，更多的来自“天帮忙、价格好”。好天气使农民有了好收成，再加之少有的好价格，“去年想不增收都难”，一位乡镇干部说。
许家7.06亩责任田，去年分别轮种了小麦、油菜、中籼稻和棉花。天气风调雨顺，对当地威胁最大的水灾踪影未现，收成是少有的好；再加上自1997年以来未曾有过的价格涨幅：湖北省稻谷上涨38.9％，小麦上涨50.1％，油菜上涨18％。算起来，许家地里的收入有1万元，这样的收入也是多年未曾有过的，“如果棉花价格不下跌(棉价下降了30％)，日子还要好些。”许的妻子说。
全国的情形也是一样。在政策刺激下，2004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比上年增长3300万亩；而天气配合———1990年以来平均每年旱灾面积为4.12亿亩、涝灾面积为2.25亿亩，2004年的数字分别为2.18亿亩、1.16亿亩；粮食的综合价格比2003年上涨了30％。产量增加和粮食价格上涨成为了农民增收的主要因素。湖北省的数据显示，2004年农产品价格上涨对农民从农业中增收的贡献率达到70％。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主任韩俊撰文指出，“值得注意的是，去年农业增收比重超过非农业，粮食主产区增收速度超过非主产区，种粮农民收入增速超过非种粮农民。2004年中央财政支农力度之大是多年来不曾有过的，但从总体上来看，财政政策对农民增收的贡献远比不上粮食涨价和外出打工。2004年农民主要是靠‘涨价增收’和‘增产增收’。”
农民收入如何维持增长
到今年初，已有26个省份宣布取消农业税，为农民送上了一个大利好。但税负的减少能使今年的农民收入维持去年的增幅吗？能给中国农民带来持续的收入增长吗？
去年的农民增收，主要源于粮食产量增加和粮食价格提高，这两个因素今年的情形将如何？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年初称，2005年粮食产量可能提高，但是增幅可能会低于2004年，中国粮食价格可能温和上涨，原因是尽管2004年国内粮食产量大幅增加，但是需求仍高于供应，缺口约为3500万吨。学者和研究机构对李的判断基本没有争议。
从历史看，粮食大幅度增长后的第二年继续大幅增产的几率很小。而且，假设粮食实现了9％的增幅，这对农民基本只能是坏消息，这将意味着3500万吨的供需缺口将被满足，市场的直接反应将是价格下跌。而这正是1990年代后半期所发生的故事。
陈锡文曾言，1995年—1999年，粮食连续5年丰收，其中有3年粮食产量超过1万亿斤。当时大家认为农业形势很好。其实这是农民收入增长最困难的时期，农民手里有粮没钱，粮食的增长其实已经潜藏着很多危机。
那么粮食价格有可能在上涨了30％的基础上再上涨30％吗？这显然不可能，除非供需缺口进一步扩大。假设后者成为可能，国家也将抛售库存平抑价格，因为这样的涨幅显然有触发通货膨胀的危险。
迄今的粮食市场表现也证实了各方的判断。公安县毛家港镇玉强米厂的业务主管段德坤回忆，去年春节刚过，广东、福建的商家已经纷纷开始订货，大米价格一路上扬，从他们最初预期的1.00元／斤，最高上涨到1.35元／斤，到下半年，米价稳定在1.20元／斤，而与之对应的稻谷收购价格约为0.8元／斤。而“今年没去年那么热闹”——来要货的人没那么多，价格起伏也没那么剧烈。目前，大米价格约为1.25元／斤，稻谷收购价在0.82元／斤左右。
显然，2005年的粮食产量和粮食价格，将难以支持农民收入强劲增长。那么，农民外出打工收入有没有可能成为今年的亮点？这还有待观察。目前，各地纷纷开始提高最低工资水平，许多地方增幅达到60－80元／月，但民工实际收入水平的提高将需要时间——目前，劳方、资方两大群体之间的讨价还价过程刚刚开始启动。
2005年农民收入难以维持去年的增幅，但诸多学者真正忧虑的是今年之后的粮食价格。
此次中国粮食价格上涨始于2003年10月，在这之前中国农民经历了7年的粮价低迷。而在改革开放以来，几乎每次粮食价格上涨都仅能持续2－3年，随后就是低迷，而且低迷的周期越来越长。
韩俊指出，今后两三年内粮价下跌的可能性要远大于粮价上涨的可能性。我们如何才有可能未雨绸缪，避免再经历一个漫长的七年周期？
政府目前采用的避险机制是保护价制度：2004年政府规定的保护价为早籼稻0.7元／斤，中籼稻0.72元／斤，比之2003年提高了0.2元／斤，今年仍将维持在这一水平。理论上，大幅提高的粮食收购底价将锁住粮价下跌空间———如果市场价格低于保护价，国有粮食储备公司将按照保护价敞开收购。
只是，1998年以来的保护价敞开收购政策给各级财政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尽管去年的保护价收购并没有执行，长期而言，仍需建立市场化的粮食价格预警和避险机制。
寻找农民增收的支撑点
在公安县采访时，一位乡镇干部提出了自己的疑惑，“农村税改、粮改之后，我们原来的主要工作，催种催收、收粮收款，现在都不重要了。我们应该做的，如维修乡村水利、修路修桥又做不了——现在取消农业税，绝对不可以向农民多要一分钱。那我们做什么？”
据了解，因为投入不足，公安县现有的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大部分为1970年代修建，年久失修，严重老化，甚至有的完全损毁不能使用，乡村两级无钱维修加固，新建更是奢望。据调查，湖北全省灌排体系中，机电设备老化率在60％以上，渠道建设物老化率在40％以上。
历史欠债，有可能使政府数年为提高农民收入所付出的努力一朝毁之，这样的事例并非罕见。2003年7月，由于降雨量大，邻近的湖水溢出，火龙港村绝大部分土地被水淹没，浸泡了20多天，当时稻子已经结穗，棉花也结出了棉桃，到水退去时，“连棉梗都没有了”。这一年棉花价格极好，而农民颗粒无收，“一年赔了几年的钱。”
在取消农业税的条件下为农民提供足够的公共产品，将为农民增收提供更多的现实保障，而实现这个目标，显然需要整个系统的全面调整——“这涉及到裁撤乡镇机构、化解乡村债务、农村公共工程管理等各个层面的改革”——以提供制度支持，深刻了解现行制度约束的基层官员认为，改革需要政治意志。令人欣慰的是，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已强调要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农民对他们所处的现实有着清醒的判断，“就是中央政策不收一分钱，农民也发不了财，因为只有这么一点地。现在的日子好了，也只是解决了温饱问题，我们可以不向国家伸手要救济了。”许先桃说。
在许看来，一家五口(两个老人、两个大人、一个孩子)，“至少要有20亩地才能有起色。”这是指，只有这个数量的土地才有可能支付孩子的教育和老人的医疗支出，否则，“完全靠种地，想送一个孩子读大学，不可能。”
这就是学者所说的，解决中国农民收入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让农民离开土地，而不是让他们回到土地上。同时不能因为政府补贴农业，民工要求合理工资而惊呼“中国工业的竞争力将受损”，在这一点上，深圳一位官员显然更有见地，“如果一个企业连最低工资都无法兑现，那这个企业在竞争中也必然要被淘汰。”
政府更需要做的，是使政策配套，使农民能够自由流动，同时尽可能多地向农民提供职业培训。这些措施，将在任何时期都有助于农民增收，长远而言，这是根本解决中国农民收入问题的惟一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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