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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墨
按照2000年11月26日国务院《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精神，西部大开发在起步阶段的重点任务有四：一是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二是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三是巩固农业基础地位，调整工业结构，发展特色旅游业；四是发展科技教育和文化卫生事业。
西部大开发的具体目标是：力争用5－10年时间，使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西部开发有一个良好的开局。到21世纪中叶，将西部地区建成一个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生活安定、民族团结、山川秀美的新西部。
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议》提出了事关中国21世纪发展的“五个统筹”，其中统筹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的关键无疑在于西部大开发。
有专家认为，“五个统筹”的提出，使原本立足于西部省份自我发展的西部大开发目标增加了新的内容，即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差距。
从西部地区自身发展角度看，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人士称，西部大开发政策及各项措施实施5年来，西部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国内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工业生产、财政收入、商品进出口等均保持了较快增长，基础设施重点工程建设及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稳步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显著加强，特色优势产业有较大发展，社会事业发展和人才开发力度加大。总而言之，西部大开发取得了显著成效。
然而，另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却是，西部大开发的5年，也是东西部差距进一步扩大的5年，以主要经济指标为例：国务院西部开发办一位人士称，“2003年与1999年相比，西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由17．51％下降到16．83％，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相当于东部地区的40．1％下降到37．6％；地方财政收入占全国比重由18．4％下降到16．7％；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全国的比重由16．8％下降到16．3％；利用外资占全国的比重由4．6％下降到3．3％；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由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92．8％和75．2％下降到86．7％和74．9％。”
这位人士说，“由于各种原因，地区发展差距扩大的现象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还可能继续存在，消除这种差距，需要做好长期不懈努力的准备。”
就西部大开发实施5年以来的经验教训，以及如何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目标等问题，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日前采访了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白永秀。
中国经济时报：你如何评价西部大开发取得的成绩？
白永秀：简单说，可以用这么几句话来概括：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初具规模；工业化进程不断加深；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生态环境保护取得实质性进展。
中国经济时报：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无法回避东西部差距正进一步拉大的现实。究其原因，除了经济发展内在规律以及东部地区自身发展等因素之外，如何由西部地区自身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
白永秀：必须从自身找原因。比如，很明显的一点是：与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缺少有竞争力的市场主体。中国20年改革开放过程，实际上就是培育市场主体的过程。东部之所以发展快，就是因为有成熟的市场主体。在西部开发中，一定要注意培育多元的市场主体。当然，在这方面，中央和地方政府应当有所作为，政府在西部的投资应当是基础性和诱导性的，只有政府的开发政策极大地促进生产要素向西部地区流动，有力地诱导各经济主体参与开发的积极性，才会使西部开发具有活力和持久意义。
中国经济时报：说白了，这其实也是经济体制改革问题。
白永秀：是这样的。与东部相比，西部地区经济体制改革滞后，市场化程度相对较低。东部地区已经基本完成了改革的任务，进入到经济发展的快车道；西部地区则还处在体制转型与经济发展的双重制度变迁过程中。西部地区可能拥有资源、劳动力、市场空间等后发优势。但是，体制改革迟缓、市场化发育程度较低和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滞后则是其后发的制度劣势。
中国经济时报：单纯从经济指标看，西部地区的发展离不开其工业的发展。或者说，东西部差距中最容易度量的部分或许正是工业化水平。
白永秀：经过建国以来的发展和过去5年的开发建设，西部地区的工业进入到了由初级向中级迈进的阶段。但是，西部地区工业化发展不平衡，工业的内部结构不优化，传统产业比重高，国有经济比重高，工业发展的基础条件差。特别是西部地区面临着不利的工业结构：处于主导地位的产业、行业和产品在整个经济中的成长性差、需求弹性低、关联度小、效益不高。资源产品和初级产品工业占据主导地位，使西部地区的工业表现出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和消费弹性低的特征。
中国经济时报：你觉得制约西部地区发展最关键的因素是什么？
白永秀：是人才，或者说是教育。如果缺乏足够数量的高素质人才去实施，西部开发的任务和目标都将落空。教育是人才的“母机”，只有依靠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才能培养出高素质人才，从而把西部的自然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和竞争优势。西部人才问题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人才总量不足；二是人才质量不高；三是人才资源的配置机制不完善。
中国经济时报：还有一些老生常谈的话题，比如资源的合理开发、环境保护、“三农”问题，在西部大开发中，这些问题都有其独特的重要性，也都有值得总结、反思和探讨的内容。
白永秀：我曾将西部大开发存在的问题概括为这么几点：认识不到位，推进速度较慢；机制不健全，地方得到的实惠少，甚至在资源开发中存在中央政府抽血多、输血少的现象；缺乏具有特色的特殊政策，西部地区的资源优势未能得到充分发挥；生态环境、城乡差距、体制改革等重点问题突出，制约着西部地区的进一步开发和建设；开发的软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
中国经济时报：你说的这些问题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外部性”问题。结合这些和前面提到的问题，我们换个角度，你觉得中央政府还应当为西部大开发做些什么？
白永秀：首先，从思想上和行动上，西部大开发的地位需要提升。我建议召开中央全会，出台《中共中央关于西部大开发若干问题的决定》，对西部大开发的理论依据及指导思想、作用、意义、基本原则、方针、战略目标及重点、主要阶段及实施步骤、战略措施等问题作明确阐述。同时，建议出台《国务院关于西部大开发的总体规划》，对开发任务、内容与重点、战略与步骤、方式与机制、政策与措施等重大问题进行设计，在总规划基础上附设若干个专项规划，如《西部基础设施建设规划》、《西部土地及自然资源开发规划》、《西部生态环境建设规划》、《西部城市化发展规划》等。
在此前提下，切实采取措施，解决一些关键问题。比如“三农”问题、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问题、基础设施建设问题、产业结构调整问题、发展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问题以及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问题等。
中国经济时报：政策层面有什么具体建议？
白永秀：当然有。通过特殊政策，发挥国家宏观调控的作用，是西部大开发战略重要组成部分。比如，我建议设立国家级“西部大开发特区”或“开发区”、国家级“西部能源开发特区”以及“西部旅游开发特区”，以便充分发挥西部的资源优势，提高资源产业开发的水平与配套能力。我还建议设立西部大开发基金。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用人单位三方共同出资，主要用于对西部基础设施建设和重点产业发展的“投资补贴”。人才培养方面，建议中央政府在高校产权多元化、民办教育、办学自主权等方面给西部地方院校更多的优惠政策，以便培养西部开发的特殊人才。
同时，在中央政府出台一些宏观政策时，也应当考虑到西部地区的特殊性，加以区别对待，比如宏观调控政策，就不能东西部一刀切，而应当给西部企业一个自我调整的机会。
中国经济时报：你前面提到的在西部大开发中，“地方得到的实惠少，甚至在资源开发中存在中央政府抽血多、输血少的现象”，正是人们曾经提出过的防止“大开发”变成“大开采”问题。你觉得从政策及操作层面应当如何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
白永秀：总的来说，一是要合理划分矿产资源的产权。不错，矿产资源是国有的，但西部地方政府也是国家的组成部分，因此，矿产资源不应当由中央企业垄断开发，而应当在中央政府的调控下，允许地方政府开发矿产资源；二是建立矿产资源折旧机制。矿产资源也是资产，提高资源开发的折旧率，有利于堵塞资源开发中的漏洞，搞好资源开发的生态环境建设；三是采取股份制形式开发矿产资源。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当地居民等三方按一定比例以产权方式入股，并吸引社会资本，成立规范的股份制开发公司。将资源开发中的各方利益统一于股份制企业中，通过经营好公司的方式来实现各方利益，减少资源开发中的矛盾；四是建立外来开发企业与地方企业对接机制。在开发中要注重外来企业带动本地企业，加强培育本地企业与产业，以延长产业链条，提高产业附加值，推动地方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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