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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自去年以来，中国内地媒体已在日常报道中频繁使用“和谐社会”这个概念，但随着2005年“两会”的召开，“和谐社会”已不再仅仅是作为一个概念被媒体引用。人们相信，在此届“两会”的政治议程之后，“和谐社会”将逐渐以政府一系列新政策的面目出现。
人们有印象的是，“两会”召开前，曾有两条消息引起舆论关注。一条消息是，据权威人士证实：今年全国人大将审议的2005年政府工作报告和财政报告，没有关于公务员加薪
的安排，这意味着政府今年将不会安排增加预算资金为公务员统一加薪。另一条消息是，酝酿已久的《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已正式出台。《若干意见》规定，非公资本将被允许进入电力、电信、铁路、民航、石油等垄断行业和领域。
关于这两条消息，尽管评论给予了多种理解的解释，但其中有一种理解显然是有充足依据的，这就是中央已决意在社会经济的各项政策中逐渐体现公平原则。
关于公务员加薪，一直以来便有的“这种加薪规则以及其背后蕴涵的秩序逻辑本身是否合理”之疑问，实际上就是舆论对社会是否公平的质疑之一。而以《若干意见》而言，积极发展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有利于繁荣城乡经济、增加财政收入，有利于扩大社会就业、改善人民生活，有利于优化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发展等等，固然是其出台所被赋予的战略意义。但与此同时，促使社会更加公平，印证建立和谐社会的理念，亦应该是其适时出台所被赋予的政治意义———建立和谐社会的前提是实现社会的基本公平，而社会基本公平的前提是坚决取缔享有特权的部门或阶层，让所有社会群体和个人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都拥有同等的权利。
以分析人士的看法，要构建一个和谐社会，最基本的工作应该包括三个方面：一要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二要提高社会道德水准；三要加强法制。以中国的现实情况，相信社会对提高道德水准和加强法制这两点是容易取得共识的，而困难的是对于实现社会公平这一点，此因关乎现有利益格局调整，因此既涉及中央的执政路线，又涉及各级政府的执政能力。
自2002年全面小康作为社会公认的十六大的关键词提出以来，中央相继明确了重大战略转变的指导思想：2003年的三中全会把单纯追求GDP改变为综合发展和五项统筹，2004年的四中全会又在明确了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有评论认为，中央之所以作出一系列表现为“亲民善政”的重大战略思想的转变，其背景在于，伴随中国20多年的改革开放，20世纪80年代“在蛋糕做大的同时，所有社会成员都或多或少能够分享到”的局面已经过去。由于一味强调效率原则，社会因公平的缺失而使得各种矛盾逐渐暴露出来，不仅威胁社会的稳定，而且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为了避免这种局面出现，党中央以高超的政治智慧适时地作出了以体现公平为原则的发展观和发展战略调整。
以关键词而论，我们可由“两会”话题再联系到此前因中央发布“一号文件”而引起舆论关注的农村和农民话题。有人说，中国问题就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即是中国问题。而多年的经验表明，中国主流社会对以农民问题为表现的中国问题缺乏判断力。也正是在这样一种判断力的缺乏下，农民问题正在以一种被有意遮蔽的形式向中国的城市蔓延。曾有人发出警告说，没有革命性的改革，就会有比改革更加混乱的革命或者比革命更加难以治愈的犯罪浪潮在等待着我们。因此，从逻辑上看，给予中国和谐社会的构建以公正的起点，必然首先要给予中国农村社会以及农民以公正的起点。
由中国农村及农民问题进一步，通过政策调整，逐渐减少城市低收入群体，缩小阶层收入差距，在鼓励人们通过合理合法的方式富裕起来的同时，利用财政、税收、社会保障和福利等手段进行社会整合和社会调节，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减少社会冲突和阶层对立，相信这正是目前中央已经清晰化了的政策思路。
联系去年底胡锦涛在视察广东时，要求广东在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方面发挥排头兵作用，我们不难理解，作为高成长国家典型形象的中国少数几个大型城市集中地区之一，与这里不断崛起的高楼大厦，迅速增长的中产阶级消费群体，以及源源不绝的外来的尤其是港台地区的投资同时存在的，恰恰是那些作为中国现存社会及阶层矛盾的最大集合。这里是中国的一个缩影，繁荣与危机交织在一起。也许在中央看来，如果说中国的和谐社会建设应该有一个试验地的话，那么这个试验地就在广东。
（晓航／编制）（来源：金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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