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有两件事情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第一件事情是任志强先生提出的“只替富人建房”的观点，招致了众人的围攻。第二件事情是高院2004年底公布的有关房地产的规定，“被执行人及其所抚养家属生活所必需的居住房屋，人民法院可以查封，但不得拍卖、变卖或者抵债。”这条新规定对于银行来说犹如晴天霹雳，因为，在此之前，它们一直把个人住房抵押贷款当做最优质的资产看待，新规定的出台大大增加了住房抵押贷款的风险，个别城市的金融风险凸现，这自然招致了银行界的强烈反对。

    上述两件事情看上去并没有什么关系，但都与公共住房制度有密切的关系。在第一件事情中，众人之所以反对任先生，原因在于我国的公共住房保障制度的不完善，使很多人误认为自己只有从市场上购买商品房这一种获得住房的选择，当听到开发商只替富人盖房的言论自然会愤怒。从国际经验看，穷人的住房是由政府廉价提供的（租或买），由政府负责解决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的做法叫公共住房保障制度。公共住房保障制度的覆盖范围是很广泛的，即使像新加坡、香港这样的城市化国家或地区，依然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口享受的是公共住房保障制度。

    再看第二件事情，从高院的角度看，《规定》的出台，体现了“生存权高于债权”、“生存权是最大的人权”的思想，是法制进步的一个表现。同时，这也符合国际惯例。但从国际惯例看，和该项制度相配套的制度是完善的个人破产制度和公共住房保障制度。正是因为有完善的公共住房保障制度，收入条件不好的居民不需要从银行按揭贷款买房，使银行的住房按揭贷款的风险大大降低。

    从这些事例可以看出，完善公共住房保障制度已经成为我们经济生活中绕不开的坎。

    如果要从理论上阐述，完善公共住房保障制度是我党“以人为本”思想的体现，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同时也是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很多国家把获得适当的住房确定为公民的基本人权，当这种权利无法依靠市场的力量得以实现时，政府有必要干预市场，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一些国家把享有住房的权利写入了宪法。例如，西班牙宪法第47章就明确规定：凡西班牙公民都有权获得适当和足够的住房，政府要创造条件、制定规则，保障公民的这一权利得以实现。荷兰宪法第22章规定：政府有责任确保公民得到住房。葡萄牙宪法第65条规定：为了健康和舒适，为了保护个人隐私和家庭生活，每个人都有权利为自己和家人谋求住房。法国在1990年通过“罗伊·贝森”法案，这一法案试图确保所有阶层都能获得住房，并规定政府各部门有责任制定住房计划，以保证下层人民的住房权利。

    那么，我国为什么没有建立完善的住房保障制度呢？这和我国的住房制度改革是紧密相关的。我国1998年以前的住房制度应该属于高度福利化的住宅制度，1998年出台的住房制度改革的目标是要把高度福利化的住房制度改革为以市场为导向的住房制度。由于国家财政的压力，政府希望通过市场化的方式解决城市住房问题。在此过程中，政府为了解决低收入人口的住房问题，采取了实物配租、租赁住房补贴、经济实用房等公共住房保障政策。其中，最主要的是经济实用房政策。但经济实用房政策面临的关键问题是“僧多粥少”。以2003年为例，我国用于经济实用房建设的总投资为600亿元，只占当年房地产的6%，2004年的经济实用房的投资占房地产总投资的比例估计低于5%。因此，经济实用房政策在我国当前的住房制度中并不占有重要地位，它只是一个配角，它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数目众多的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

    另外，经济实用房在当前的住房政策中更多地被当成暂时性的政策，因此，其实施的效果并不理想。例如，按照北京市的规定，要享受经济适用房，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一是要有北京户口，这是对暂住人员的歧视性规定，没有将外来人口纳入公共住房保障体系；二是家庭年收入6万元以下。口径过宽，2002年北京市家庭平均年收入为2.4万元，6万等于是中高收入家庭。也就是说，以补贴中低收入者为目标的经济适用房，最终却补贴了中高收入者；三是经济实用房的建设标准不切实际，北京的有些经济实用房的单位建筑面积超过200平方米，成了高收入家庭的豪宅。

    现在是我们反省我国住房制度改革的时候了。试想一下，如果通过住房制度改革以后，刺激了经济增长，GDP增加了，但大多数城市居民却不堪重负，活得很累，这样的GDP增长有意义吗？

    （作者单位：深圳英联国际不动产有限公司 中国社会科学院房地产金融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