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她，是著名的经济学家；她，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她，是著名的证券分析师；她，是一名普通的证券从业者。她们的身影活跃于证券市场，她们和男人们一起比拼智慧，同时，她们还要扮演母亲、妻子、女儿的角色。

    三·八妇女节在即，我们特意做了这期献给女性证券从业者的专题，我们没有刻意去做任何排名，无论篇幅的大小，她们都平等地站在一起。我们谨以此 来表达我们深深的敬意，为她们，集美貌与智慧，聪明与灵秀于一身的女人们。

    喜欢提问、喜欢思考、喜欢写作的左晓蕾，却不是一个喜欢批评的人。“入木三分的批评很多人都会，但如何推动问题的解决、社会的进步，需要的是理性、建设性。”不批评不代表对社会不作为，相反，在七年之前，一份由她和先生汤敏共同起草的“高校扩招”建议书上交中央有关领导，直接促成了次年教育部招生计划大增47％。

    七年之前扩招上书之时的左晓蕾还远在马来西亚的亚洲管理学院教授MBA课程，七年之后的她现在的工作是经济学家。在美国伊里诺依大学拿到经济计量学博士学位后，左晓蕾先后在美国、新加坡、菲律宾等国的知名大学执教。回国后，她并没有到高校和研究机构去，而是到银河证券做了首席经济学家。

    没有架子的首席经济学家

    “亚洲管理学院是亚洲MBA教育最优秀的大学，从我亲身的经历，那里的老师大都在大公司做过研究，这样教育学生比较有针对性。从这个角度说，我选择到中国证券公司去、贴近中国市场，也有这方面的考虑。” 左晓蕾回忆说。

    在银河证券，左晓蕾做宏观经济分析和资本市场发展的研究，也做具体业务，例如银河证券的QFII业务就是她负责的。

    左晓蕾每天都要接到大量与证券市场有关的电话，与左晓蕾有过接触的人都知道，对于向她请教和讨论问题的人，左晓蕾总是非常有耐心，显得“很没有架子”。“经济学中讲‘合理预期’，我希望能带来一个新的角度，提出新的解决办法，使对证券市场有利的东西能得到共识。如果大家都能够对此思考、都能够理解，那就足够了。”

    在国际投资银行界，例如美林、摩根斯坦利、雷曼兄弟公司等，都有自己的首席经济学家，这些经济学家的职责就是每天针对世界发生的各种经济形势乃至政治格局变化发表自己的见解，进而影响投资者和社会，这种潜移默化的“合理预期”作用或许就是这个职业对她的魅力所在。

    左晓蕾喜欢发表意见、喜欢表达，她很勤奋、勤于笔耕，她关注的面很广，文章信步驰骋却又思维相当清晰。

    例如她现在关心的人民币升值压力问题，左晓蕾说：“如果我在国外，可能就会同意西方经济界的观点，主张人民币升值，但回国后，随着对中国经济的更深入认识，我认为目前人民币不宜升值。”左晓蕾分析说，在一个开放经济体中，汇率是一个内部和外部两者平衡的均衡价格，汇率体系要调整两者的平衡，绝对不能因为内部或者外部单一压力，而改变汇率现状从而导致另一方面更大的不平衡，弄得不好会成为金融危机的导火索。 “人民币不宜升值的另一理由还有，由于内部财政的不平衡，包括巨大的银行坏账，社保基金的缺口，政府债券发行累积的国内债务，还有巨大的创造就业的压力等等所隐含的人民币贬值的内部压力。”

    推动教育改革进程

    左晓蕾关心的不仅是人民币升值问题，在诸如宏观调控、利率政策、中小企业板、询价制度、QFII甚至高校教育，左晓蕾都做了大量深入的研究和论述。

    左晓蕾把自己这种令人惊异的研究热情归结为在国外留学期间留下的习惯。“当时国外读书给人的压力很大，而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当老师也是一种训练，每学期都有很多东西要考核，但回过头看，这也是对自己学习能力、专业精神的一种培养，我必须不断学习新的东西，才能跟上时代的发展。”

    在回国之后，国内的资本市场曾令左晓蕾不解和困惑，左晓蕾还记得刚回中国的时候，看到台上证券公司的分析师教股民炒垃圾股。她问分析师，怎么可以这么做？对方说，美国也是这么炒垃圾债券。她回应说，美国的垃圾债券和中国市场上的垃圾股不一样，鼓励股民炒垃圾股是不负责任的。对方看了她的名片后，丢下了这么一句：“怪不得，是国外回来的。”

    而在监管体系的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证券公司诚信、惩罚机制上的若干缺陷，左晓蕾表示不能仅从批评的角度看，而应有发展的眼光，她说：“首先必须要有认识，清楚这些问题出在哪里，核心是什么？目前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先做什么？后做什么？然后从具有建设性、可持续性角度提出有操作性的建议。”

    左晓蕾认为，中国的证券市场目前还是在初级阶段，而从国外资本市场历史发展看其初期也出现了不尽合理的现象，这是可以理解的，“出现问题并不奇怪，只要找到合理的途径去解决，致力于建立一个良性、透明的市场平台环境，自然情况会好转。”

    实际上在另一领域，左晓蕾就曾积极推进过有关改革，七年前，她和她的先生汤敏成功建议中国政府对教育制度做出深刻变革，中国大学扩招由此而来。左晓蕾的爱人汤敏，是她当时在武汉大学数学系的同学，现为亚洲开发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一个家庭里，夫妇俩都是首席经济学家，确实比较罕见，而在学术界和海外华人圈，这一对夫妇互相扶持、共同奋斗，已传为佳话。

    “当时的背景是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国也处在GDP增长乏力的困扰，汽车、房屋消费都不容易启动，我和我爱人汤敏商量，觉得在诸多选择中，扩大高校招生将是一个国家投资少，刺激内需度大，又能实现群众迫切愿望的措施。”

    在左晓蕾和汤敏1998年11月底提交给有关国家领导人的报告中，建议：“在三至四年内使高校(含成人教育等)的招生量扩大一倍，即从每年两百万人增加到四百万人。新增学生实行全额自费，同时国家建立助学贷款系统。给部分有困难的学生提供贷款。”

    左晓蕾和汤敏的建议得到了中央有关领导的认可，第二年，在最快的时间里，教育部拟定了一个招生计划，招生人数比前一年增加20％，后来还是觉得幅度不够大，几个月后又增至47％，中国大学的扩招自此拉开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