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前后，新一波“救市”政策不断出台：先是保监会同证监会达成默契，打通了保险资金入市的最后技术性瓶颈；紧接着人民银行、银监会与证监会形成三方共识，试水商业银行设立基金公司。忽如一夜春风来，接踵而至的利好政策为股市注入了不少信心。大盘果然放量上行，一度收复千三失地。

    对这轮政策，坊间的评论多有溢美之辞。有人甚至认为以此为 契机，将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市场体系”。对这些说法，老实讲，我颇有异议。我不否认这轮政策将有长期的利好效应，但若以为它们已抓住了中国股市的症结，将带来资本市场的“一个历史性发展机遇”，则是大大地言过其实。

    在我看来，这轮“救市”政策，说到底不过是引入了新的机构投资者。当然，新机构投资者的进入，能够利用金融市场的存量资源，来消解公开资本市场上的营养不良症，特别对近一年多来苦不堪言的众多券商，是一场及时雨。可是，对中国股市来说，真正缺少的并不是机构投资者。股市是“公开资本市场”的主要成分，它的天赋使命乃是面向广大公众融资。机构投资者是公开市场的稳定器，能解决温饱，却不足以使之积极、活跃地发展。只有充分吸引了广大公众的投资热情，市场才能长期繁荣。

    越是在市场发展的初级阶段，公众投资人的热情支持就越发重要。以世界上最大的纽约证券交易所为例，直到19世纪60年代，超过一半的交易股数和四成以上的交易量，仍是直接来自广大公众投资人。机构投资人只占不到1/4的交易股数和不到30％的交易量。直到80年代后，纽约证交所已经发展成年交易量超过10万亿美元的一个庞然大物，公众投资人的交易股数仍维持在总量的1/4左右，交易量在1/5左右。如果把那些操作自有账户的职业操盘手也算在内，则个体投资人仍然踞有股市的半壁江山。与此同时，在那些较小规模的股市上，公众投资人平均贡献了70％的交易股数和一半以上的交易量。

    我国的股市目前流通股市值只有1万亿多人民币，而股票平均价格只有5－6元，按国际标准来说，还处在低股价、低市值的初级发展阶段。从世界资本市场发展的经验看，在这个阶段，公众投资人应当是股市发展的主要依靠力量。然而，我国股市目前的问题，恰恰是公众投资人信心不足，投资积极性远没有充分调动起来。据有关机构测算，近年来储蓄资金一直稳定增长，而居民储蓄分流到股市的资金平均仅为1.26%。假若居民储蓄分流到股市的资金平均能够提高到10％，则中国股市的处境，就会有一个天翻地覆的大变化。

    “救市”政策不能停留在目前这种“满地找钱”的层次上。找了这些钱进来，短时期内也能吸引公众投资人跟进，但始终不会是长久之计。股市吸引公众投资人的最根本法宝，还是要靠大量高素质、高回报上市公司。假若上市公司素质不够，平均回报率长久低于社会的平均回报率，公众股民虽然也会在机构投资者后跟风炒作一段时间，但迟早会用脚投票，不断流失。极端情况下，最后股票会大量集中到机构投资者手里，大家互相对敲。那样的股市又有什么意义呢？

    那么，怎样才能聚拢大量高素质的上市公司呢？我以为，答案只有一个，就是建立充分的竞争机制。公司上市，应当是一个适者生存的市场竞争过程，而不是政策来控制的一个计划分配体制。谁上市，谁不能上市，应当严格让市场来选择。上市公司的素质提高了，市场上的资金供求关系自然会发生变化，股市就会进入良性的自我循环发展。如果上市公司始终是靠一些机构闭门造车地遴选出来，上市公司的素质就很难得到强有力的保障，公众投资人就会始终处于犹豫观望的心理之中。这一点若不改变，就算开闸了机构入市，也不能实现股市的长治久安。